大多数中国人不信仰宗教，所以对规则底线缺乏敬畏心。活得很功利，坏得很彻底，装得很天真。五四时“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六×后基本演化成了“只要不死，毋宁不自由”。尽管如今有好多人整天戴着佛珠手串满世界晃悠，但万不可信他（她）“心存良善”，许多不过就是“装蒜”的道具罢了！

   大家在现实中“嘴上一套，行为一套”久了，便有些“人格分类”的征兆。为了逃避内心纠结的痛苦，“及时行乐”的主张便大行其道，人人皆像李白“但愿长醉不愿醒”地在酒桌上“将进酒、杯莫停”！

   这种对酒精的放任，不仅仅停留在酒桌上，喝完酒后继续放任——酒后开车似乎成了很多人的习惯。孙伟铭去年底（2008年12月14日）酒后无照驾车，撞死四人、撞伤一人，7月23日成都中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判处孙伟铭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据说在宣判那一刻，法庭上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逼得法官不得不制止喧哗。此案的结果，与前不久“杭州飚车案”的判罚，一下子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什么“富二代”胡斌只被以“交通肇事罪”判了有期徒刑三年、而孙伟铭却被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给判了死刑呢？我前些天——胡斌被判的当日，即在博客上做了解读（具体内容可参照前文，恕不赘述）。比如胡家的“较大数额赔偿”，让胡斌不再符合最高法院“关于交通肇事司法解释”中第四条“恶劣情节”的限定，但更重要的理由，则是法院认为胡斌本人并没有主观上“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而且跟死亡的人数也有关系——“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侵害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通俗点说，一是要造成撞死两个以上（公共）、二是有放任的行为（危害），那这样看起来，这两条要件胡斌都不具备，但是，前不久南京那位酒后驾车、造成五死四伤“包工头”张明宝，和成都这个还犯有”肇事逃逸“的孙伟铭，则都符合这项罪名。

    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就认为：杭州和成都的法院判决都成立，因为都与法有据。成都案中，孙伟铭具有“醉酒驾车、肇事逃逸和无证驾驶”这三项足够构成“恶劣”的情节，加上孙伟铭的失控，源于他态度的放任，所以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是有法律依据的。

    但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案件委员会的副主任张青松则认为：这个判罚结果明显是有些重了。孙伟铭并没有仇视社会，他只是喝多了，也没有想伤害“不特定人”的主观故意，所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个罪名，搁在他身上，真的并不合适。

    看来除了具体的危害程度之外，肇事者是不是属于“放任”，似乎成了区别这两个案子的分水岭，因为它牵涉到了“个人动机”问题——易中天所常说的“不问动机”，放到这儿倒挺合适！我们不妨试想一下，一审判刑之后的孙伟铭，会跟法官有一个什么样的对话呢？——

    孙伟铭：我当时是喝醉了酒，失去“自我控制能力”了，并没有主观故意的“放任”。或者说，那时候我也几乎跟邓玉娇一样，算是部分限制责任能力了！怎么不减轻处罚、反倒要重责到死呢？

    法官：你这就不懂法了，法律规定，只有限制责任能力的人是有特指的，比如“盲人或又聋又哑的人，因有生理上的缺陷、接受教育有限，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差的人”。你符合哪一条？明明知道自己没有驾驶执照，还要开车；明明知道不能酒后驾驶，你还要喝酒？而且是喝得酩酊大醉了还开，你这不是“放任”，又是什么呢？

    孙伟铭：那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嘛！我平常能喝一斤白酒，脸不变色心不跳，我认为自己是有控制力。可谁成想到这回喝的……竟是他妈的驻京办买的假茅台酒啊（骆新注：抱歉，这一段情节真实案件中并没有，但为了逻辑推演，我们不妨假设有如此一个理由），所以我才喝晕了、糊里糊涂地撞了人，可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也算是一个受害者吧？

    法官：别胡扯，法律是按照普遍性而非特殊性而制订的。你所谓的酒量，根本就不是能不能犯错误的参考值！你酒后驾车，无异于放任自己用危险工具危害大多数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就像是你拥有枪，就应有责任防止出现任何闪失，就算是你擦枪走火、把人给打死了，你是不是也要承担责任呢？——因为你没考虑到，你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剥夺、危害他人生命的可能。

    孙伟铭：可是，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酒后驾车一般只是罚款，最多是拘留，就算无照驾驶、肇事逃逸，我也最不当死啊！如果按你法官这样推论，只要是醉酒驾驶，都是危险公共安全的行为，那就应该是无论是否发生、或发生如何程度的结果，只要你被查出酒后驾车，就都应该被当成刑事案件处理，而不像现在，只动用点行政处罚的手段就解决了！

    法官：你说的很对，乱世当用重典！目前西方许多国家就是这样做的——“酒后驾车”本身就是罪。昨天听说福建的公安局表示了，只要发现司机酒后驾车，就都按“危害公共安全”立案侦查并移交检察机关，恐怕只有这么干，你们这些人才不敢再如此猖獗！

    孙伟铭：青天老爷呀，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些呢？我可是不知者不为过啊！况且我又不生活在福建。正是行政、司法长期对酒后驾驶的宽宏量大，才纵容我今天酿成大错，我其实真应该把你们这些“溺爱者”告上法庭才是！

    法官：闭嘴，你少找借口开脱你自己！你这纯粹属于胡搅蛮缠！

    孙伟铭：我胡搅蛮缠？那胡斌为什么可以找“借口”？如果你们说我是“放任”了，难道胡斌不是“放任”？他明知那个街道上的限速是每小时50公里，为什么还要飙车？为什么敢把车改装？为什么违章那么多次以前没人管？难道只是因为他才撞死了一个人，就不必把他升格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杀一个和杀五个，在主观故意上有区别吗？

    法官：这个……（沉默半晌）法警，先把他押下去！

    
    如果说胡斌是被判得太轻了，而孙伟铭是被得太判重了（尽管罪名不一样，但社会舆论对他俩的关注度，却是大同小异），那么现在南京对张明宝的判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若与这两个案子的判决结果差距太大，司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无疑会在公众心中将大打折扣！

    对于这两个司法案例的争论，我相信将成为这个夏天的舆论主题之一。我们尊重法律，但也要承认，法律需要在不断的使用中逐渐完善。我们中国是“成文法”国家，所以法院不能像西方那样以“判例法”的思路审判案件，但是，判例法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它时刻考虑到时代和社会心理的变化，不断地对法律进行修正。需要提醒您的是：那个让胡斌最终得以减轻处罚的、最高法院“关于交通肇事的司法解释”，还是十年前（2000年）颁布的，那时候中国有多少辆机动车呢？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在开车呢？当时一年里的交通案件（特别是造成重大伤亡的事故）有多少？它们对社会的危害性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