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楼市”而言，焦点又大多集在某些房地产商所抛出的“拐点论”。也就是房价高企的现象有所“放缓”、在局部城市已率先“下行”，即便不是真的“回落”，开发商们也可以用“适度降价”的方式，造成房价松动的迹象。而与“房价是涨还是落“讨论相对应的，乃是已有机构拿出调查结果，声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居民对购房的预期有所下降”……

    对待这种言论，你既可以理解为一路高涨的房价，现在确实到了“老百姓承受不了”的地步；也可以解释为开发商在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博弈中，为了表现自己听话，希望政府别再出台“调控新政”而采取的某种“以退为攻”的姿态——毕竟降不降价，是纯粹的商业行为，开发商若是主动降价，大多都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考虑民生，而基本是考虑到资金压力、为了“促销”罢了。

    任何一座城市的住房建设，本来就应该是分层次的：商品房的问题，应该交还给市场来解决，即便出现“天价房”，卖得出去或卖不出去，压力也让商人们自己来“扛”吧；而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才是对商品房所不可能覆盖到的人群的一种关照，这是政府的责任。只有当各层次住房的供应水平，到达了一个较为均衡的状态，居民的需求量才会被稀释，市场的价格自然也会回归理性。可如果人们除了购买一种高价商品房之外，再无选择，由卖方绝对控制了的市场，才会造成“囤积土地”、“捂盘惜售”这类“人为制造稀缺性”的行为。

    我一向认为，“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并非等于政府就要直接干预“微观价格”（况且任何单纯干预价格的行为，最后很可能是要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还是在于利用政策的公平性，防止出现严重的信贷金融危机和社会矛盾、并打击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与房地产商“逐利合谋”、权力寻租、腐败滋生……

    所以，我奉劝政府部门大可不必趟这场被商人们精心设计的“拐点论”浑水——按照《士兵突击》中许三多的话讲：讨论房价是不是拐点“没意义”。政府还是要踏踏实实做些“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为了让城市中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好好活”，下大力气完成“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工作！

    好在上海的房地主管部门，已经明确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坚持以居住为主、以市民消费为主、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的前提下，正在分层次、多渠道、成系统地大力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计划五年内新增10万户廉租住房、30万套总量达2000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并列出了具体实施的各项量化指标，逐步构还有建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

    当然，在实施旨在让广大群众“住有所居”住房保障计划中，还有几个问题必须引起房地主管部门的重视：

    一、在保障性的廉租房、与市场化的商品房之间，上海还有一大批既不符合廉租住房条件，又缺乏住房市场消费能力的“夹心阶层”（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条件或许也不具备）。为了不让这些群众产生失落感，房地主管部门已计划把他们也纳入保障性住房的覆盖范畴，但是具体的方案至今还没能出台。

    二、对于相当多的来沪的外来务工者，政府拟用建设一批廉租宿舍的办法，来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但毕竟这些人口的流动性很强，这种“集中住宿”与他们的工作是否匹配？会不会给周边的居民造成新的“城中村”印象？进而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三、“保障型住房”一般都有着比较严格的审核确认制度，审核“廉租房家庭”的政策导向比较清晰、操作起来也难度不大，但更多问题往往出在“半官半商”的经济适用房上，但以往许多地方的政府主管部门，都是只重前端的建设、而忽略后端的审查，这也就造成了不少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建设标准模糊、享有者身份模糊，甚至出现有人开着奔驰宝马，拿到经济适用房的例子，富人不但很容易就搭了穷人的便车，还挤得穷人依旧无处可去。真希上海在制度规范上拿出举措，最好不要出现类似的尴尬局面！

    四、随着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成片的旧房改造将会诞生出更多的拆迁户。这些人从“有房”到“没房”，再到接受政府或房地产商的补偿过程中，以往由于制度缺陷，造成了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利益受到侵害，这也是“因拆迁而导致群体性上访事件”层出不穷的根源。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也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

    总之，住房保障是个涉及民生利益最广泛、也最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既然政府当仁不让地承担了这份职责，那就要花更多的心思和力气把它办好，让杜甫老先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叹在今天变成造福万民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