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创新能力如何，很大程度是要通过她的“科技成果”来展示的。素来重视科教的上海，无疑已经在这方面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试看荣获“2007年度国家科技奖励”的名单中，上海所占的比例就高达15.4%，这个成绩不但在全国各省市中名列前茅，也创造了历年来上海获奖比例最高的纪录！
当然，科技的目标绝不是为了“获奖”。那么，上海科学技术实力得以迅猛增强的“原动力”又何在呢？
大概是命运的巧合，身为记者的我，这几年所采访过的许多人物，恰是上海这些重大科技成就的“关键角色”——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国家科技最高奖的获得者；化学家蒋锡夔，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桥梁专家林元培，由他主持设计的东海大桥，“工程关键技术与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创新药物产业化的领军人物郭亚军，他也是2007年同时荣获两项国家科技大奖的科学家；“燃料电池汽车”项目领导人万钢（现任国家科技部部长）；带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条集装箱电子标签的“著名劳模”包起帆；在张江园区制造出3G手机“中国芯”、并已向4G发起冲锋的科技企业负责人武平；打造“崇明生态岛”示范基地的前卫村党支部书记徐卫国……
其实把这些名字串在一起，则很清晰地勾勒出上海近些年来科技攻关的“价值取向”：为了人类的健康、为了信息化的提速、为了现代物流的成型、为了节能减排、为了生态环境……说到底，皆遵循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以“解决现实中具体问题”为基本出发点，这似乎也符合上海城市的性格特征：不浮夸，讲实际，有方法，非常重视细节，一旦找到了方向，就能够坚持不懈！
上海，做为中国最早的工业发祥之地，这个城市的创造力中，本能地具有“为生产第一线、生活第一线服务”意识。今天，随着人口迅速增长、产业竞争加剧，对人类健康、信息交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的科技要求也愈加强烈，这也恰好也为上海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机会。
正像科技部的万钢部长前不久所提出的：为了更好地解决当前社会民生和国家产业领域的生存发展的现实问题，国家的科技政策也要加以适度调整——在政府投入方面，对应用科技和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比例，将从以前延续多年的3：7，转变为5：5。从重基础、轻应用，逐渐转变为既重基础、也重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百名科技精英中，平均年龄只有48岁、而31％的科技奖获得者年龄都在35岁以下。这一方面说明，上海的人才优势、教育优势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些人物之所以能比较早地创造出重大科技成就，与上海这片土壤上所蕴含的机会、以及政府在科技上主动引导的机制分不开。
而政府鼓励科技创新、需要厘清的思路又是什么呢？
第一，必须找准目前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不如此，则无法出台相应的引导政策。而上海科技主管部门，无疑将解决“民生问题”摆在了比较突出的位置。
第二、需要明确树立“企业是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的理念，将科技目标通过政策支持、制度传导的方式分解到全社会，广泛利用社会资源、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将科技创新成果真正的产业化。上海不仅拥有全国相对集中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还有许多重量级的国有大型企业、外资、合资以及非公经济企业，这些企业的迅速发展，也给科技创新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例如港口物流的需要，促进了“集装箱电子标签系统”的研发.
第三、在涉及大的公共利益范畴的环境、资源方面（例如“苏州河治污”工程），由于企业或科研机构会基于眼界的局限和利益诉求、缺乏相应的驱动力，所以政府更要利用自身“非功利”的特殊地位，高瞻远瞩。同时，为科技成果的孕育和孵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长期的物质支持（例如“张江高科技园区”）。应该说，政府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以医药举例，上海从2002年以来，一共取得了48个一类新药临床批文和生产批文，产品涉及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和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的治疗，培育出氨氯地平、流感疫苗、心血管药物支架等20个年销售额均超过亿元的“拳头产品”，促进了益赛普、抗肿瘤抗体药物等一批创新药物的产业化、国际化。这些都要归功于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科技主管部门长期采取的“项目－基地－人才推进举措”。
当我采访第二军医大学教授、上海抗体中心主任郭亚军的时候，他明确地告诉我：这些成果得产生，要归功于上海政府部门的富有远见。政府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资源、医疗临床试验资源和企业进行充分整合，并在资金与土地方面都给予了极重要的支持。否则，国内的实验室技术条件无法与国际接轨、将给研发造成困难，药物大批量生产前、最“费力不讨好”的“中试过程”无人愿意完成，这将会直接影响药品研发的积极性。
最后还要需要强调一句：科技上的重应用，不代表不重基础研究；重实际效果，不代表急功近利。只有一个城市的政府在科技创新上的“世界观”上正确，全社会科技创新的活力才不至于被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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