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酒，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这个问题，咱们就算再争它个五百年，也不可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反正，又快到春节了，有不少单位肯定都忙着“答谢应酬”，这酒当然是要喝的——“无酒不成席”嘛，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但是，当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浓烈“酒气”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倒是有些“醒酒”的功效——
   
    湖北某县有个银行的前任行长——老杨，今年51岁，但最近却因患“老年痴呆症”住进了医院。经过医生检查，造成老杨呆傻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他长年喝酒。老杨在副行长、行长位置上坐了将近8年，基层银行的业务不好做啊，老杨免不了总要吃喝应酬；五年前，老杨被调到上级银行，当了个“核销科长”，大概是这个位置没什么实权，所以，不管是他请别人、还是别人请他吃喝的机会，都少了很多，但此后，老杨反倒更依赖酒精了，可能也是“借酒浇愁”吧；2003年，老杨因为慢性酒精中毒，造成记忆力衰退，弄丢了重要的银行票据，下岗回家了；到了今年初，他整个人都出现智力下降、行为反常、生活不能自理，终于被诊断为“早期老年痴呆”，智力相当于4岁的孩子。
   
    我看到有媒体，报道这件事的时候，用了很醒目的标题：“应酬喝酒三十年整，银行行长壮年痴呆”。说实话，这题目做得有点意味深长——第一，强调了老杨专心酗酒的时间很长：三十年！这足以说明，无论官场、还是商场，喝酒应酬已经成了常态，任何人都不能免俗；第二，五年前就卸任“银行行长”的老杨，仍旧被“刻意”了一下他是“行长”！仿佛是暗示：如果一定要在“痴呆”跟“行长”之间做个选择，老杨早就该悬崖勒马、滴酒不沾了！其实，老杨严重的“酒精依赖”，并不一定跟他是不是行长有关，不少无官无钱的人，也可能成了“酒腻子”，媒体之所以突出“行长”这个职位，更多还是在暗喻：喝酒，常常与不讲原则、腐败拉拢、公款消费、败家误国有关！
   
    去年8月份，北方某个市，不就有个审计人员，因为被审计单位几乎成天的宴请、而喝酒猝死的案例么？而关于中国公款吃喝的记录，我查了一下材料：1989年370亿元，1990年400亿元，1992年超过8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2002年翻番到2000亿元，这已经等于一年要吃掉一个“三峡工程”了！2006年数据我还没拿到，但2005年，据说接近2500亿，当然，这时候，曾有部门马上跑出来澄清：纯属误会、全是误传、不许误导！哪里会有这么高？我们有严格审计的，国家机关的吃喝消费总额，最多不会超过几百亿！……

    喝酒我并不反对，只是我总在琢磨：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酒风如此盛行？为什么酒桌上被喝倒的人，会如此众多？为什么大家要依赖喝酒的攻势或阵容、才能达到“不分彼此、坦诚相待”的目的呢？

    说实话，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像李白一样善喝能喝、“斗酒诗百篇”。纵观历史，无论魏晋南北朝的“阮籍烂醉、杜康嗜饮”，还是明清时期文人的猥琐或狂狷，酒，从来都是精神的麻醉剂！是压抑的人性获得暂时超脱的慰藉！是从方桌上的“道貌岸然”，过渡到圆桌上的“心灵舒展”的桥梁！而现实生活中，颓靡于觥筹交错的真实原因，则是大量的社会权力，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社会关系变得畸形之后的一种需要！   

    某些人心理郁积太久，必须找到发泄的渠道，喝酒！光天化日之下无法建立的人际信任，必须靠纸醉金迷的一刻才能获得，喝酒！高高在上的权力，习惯性蔓延的虐待他人方式，喝酒！被办公室政治折磨得死去活来之后，彼此对立的人群借“狂欢”继续对抗，喝酒！……拼命劝酒，无非是要看着你喝醉了“出丑”，你的出丑，能够补偿我内心的极度不平衡！而官、商之间特殊的“酒文化”，其实更是最典型的“代偿”。“扛过枪、同过窗、嫖过娼、分过赃”，中国的“熟人社会”原则，很大程度上是靠“换丑”来赢取的——我不怎么样，你比我还不怎么样，双方就这样，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共同理想面前，沆瀣一气。

    流行于酒桌上一首“民谣”，很能说明酒桌上的“血酬定律”：公家出钱我出胃，吃喝为了本单位；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同志可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同志要培养；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同志要调走；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同志不能要。

    如果一切原则、规范和公平正义，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得到有效运行，而要依赖酒量上的检验、考察和对抗，来确认合作或者不合作的关系，清醒时办不成事，不清醒时反倒能办成大事。我们就不得不反思：社会为了这样一场“集体狂欢”，要付出何等巨大的代价与成本？我想，你总不希望像老杨那样，成为下一个痴呆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