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岁末年初，总有各类大大小小“颁奖获奖”的消息，“弥漫”在我们的周围——几大最怎么样的人物、几十个最怎么样的新闻、几百个最怎么样的企业……。
按照马斯洛的“人生需求层次论”，有谁不希望得到社会认同呢？所以大家对于拿奖，似乎都显得兴高采烈。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之所以有大批媒体或机构，忙于设立名目繁多的奖项并争相送出，也是企图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树立起自身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只有担任了“游戏规则”制订者，才有资格呼风唤雨，才能让社会和市场多为自己贡献效益！而获奖者似乎是不参与规则制订的，完全属于“天上掉馅饼、不吃白不吃”；其实呢？从你拿奖的这一刻起，也就意味着你默认了这种规则，并用自己的行为和名誉，来为这种价值观的合理性做出证明!
大概也是因为媒体，太多扮演了“颁奖”的角色，对于其中的利弊判断、也十分清楚。所以，当最近湖南的郴州市推出一个“舆论监督奖”、准备颁发给媒体的时候，双方好像一下子都陷入尴尬——大多数媒体竟不买帐，而地方官员也抱怨，怎么会“一片好心被当成驴肝肺”？
这份《关于进一步支持新闻媒体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中央或省级媒体，记者如果采写了针对该市的“舆论监督报道”，或者主动把线索提供给该市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不但有希望获这个奖，还可能被授予郴州市“荣誉市民”称号。乍看起来，这个规定可比前段时间、某些地方实施的所谓“媒体采访首问负责制”强多了！如果每次记者来采访，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都“必须亲自接待、全程陪同”，那请问，谁还敢去采访呢？你又能采访到什么真实情况呢？究竟是舆论监督你呢、还是你监督舆论呢？
不过对“郴州政策“提出质疑的人，也有自己的道理：既然是奖励，为什么要设定两大“前提”？一是，为什么只有中央和省级媒体才能获此殊荣？排斥更了解情况的当地媒体，能算彻底的“舆论监督”吗？二是，干嘛要规定“主动把舆论监督线索交给当地调查处理”，或者“通过舆论监督对当地工作产生重大推动作用”？前者的软肋，是媒体一旦交出线索，如果被以“调查处理”为名、扣留隐瞒乃至拖延怎么办？后者的问题，是“对当地工作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标准怎么界定？是不是说“只要是改进了、算作地方官政绩的”可以奖励，而“改不了的、让大家面子上下过不去的”就不能奖励？
我本人其实不愿意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宁可相信，湖南郴州的这个新政策，出发点还是鼓励并支持“舆论监督”的，以奖励来对待媒体，总比以冷面孔和大棒、封条对待舆论监督强得多！
但是，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设立奖项的初衷，并不都是很单纯的，有时是一种价值观的表态，有时更是一种权力的强化——特别是“被监督者”给“监督者”发奖，这种“居心叵测”就更为明显。对于社会风尚的引导和对权力的制约，除了立法、司法、行政之外，舆论是一种非常重要、而且必须独立的力量。评判舆论监督的作用，不能仅仅由地方党委和政府说了算，尤其是针对公权力部门的监督批评！如果媒体以接受地方官员颁发的这个奖项为荣，那岂不是把这种独立性，弱化为权贵的附庸？
我想，任何一位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如果不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和良心，而只是为了获得“舆论监督奖”，那只能说明，他是个假记者，或者是一个只懂得曲意逢迎的“新闻掮客”！
所以，我更赞成这样一种说法：如果当地党委政府，真想表现出“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开明的态度”，那么，建立一套对媒体正常报道的保障制度，比拿着红头文件撑腰，比对媒体“奖励”要重要而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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