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全国普遍高温；而对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说，今年这个夏天尤其热！这个热，指的是公众期盼已久的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几部重要法律草案，终于进入审议程序了。既然这几部草案，涉及面广，影响又大，所以万众瞩目之下，所引发的“热议”更是不断。
比如，做为新闻媒体，我们对《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草案就非常注意！其实，早在2003年“非典”之后，国家就已经着手制订《紧急状态法》了。只不过，“紧急状态”是一种极端的社会危机状态，也就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民主决策体制的运行发生严重障碍，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受到严重限制和剥夺”，而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发生的几率太小了。而现在更为突出的，是局部的、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的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发生，所以“立法资源”的配置很重要，至少从当前的迫切程度来看，制订《突发事件应对法》比一部《紧急状态法》，更有价值。
但是，就是这部草案中的第57条，最近，让不少新闻单位感到十分“窝火”——原文是这样的：
“新闻单位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什么叫“擅自”？难道面对突发事件，新闻媒体必须先向上打报告、再进行报道么？报告如果不被批准呢？公众的“知情权”是不是就此丧失了呢？如果偏偏就有人拿着“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为借口，故意瞒而不报呢？
什么算是“虚假”？如果新闻报道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准确的信息，难道就可以被定义为“虚假报道”，然后一闷棍打死么？怎样界定“情节或者后果严重”？谁来界定呢？
如果地方政府，一方面不履行“公开透明”的义务，另一方面又掌握着处罚记者的大权，请问，这样的权力会公正么？这样的责任会公平么？说到底，真要发生突发事件，信息还能及时公开么？
但愿这些问题，都算是我“以小人之心的度君子之腹”。但是，做为一名新闻人，我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至少，在法律条文上，这部草案堪称“语焉不详”！——仅有新闻单位违规如何受处罚的警示，却没有媒体是否能够采访报道的权利说明！
当然，我也承认，这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草案中，确实要赋予了政府必要的处置权利，但是如何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最终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则是这部法律的制订者，必须正面予以回答的问题。
而昨天下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副主任汪永清，终于对我们这些、看似“杞人忧天”的质疑，做出了回应。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新闻媒体正常报道突发事件，是不受干预的。草案中对媒体的处罚规定是有着苛刻“前提”的，媒体毋庸担心，会遭受过度的“裁判亮牌”。
汪永清说：地方政府要真实、准确、及时地发布信息，并且为新闻媒体报道提供方便和服务，同时也要对失实报道、虚假报道进行管理，当然，如果政府隐瞒信息，媒体还可以揭发，根本不存在处罚问题。
看来，这第57条之规定，本意是为了防止虚假信息泛滥而误导公众，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但没想到，结果却是让新闻界恐慌得要命。究竟为什么呢？
从根子上讲，这是不少政府部门追求政绩的过程中，热衷歌功颂德，厌恶问题曝光，所导致的“媒体恐慌综合症”！
比如，不允许“违反规定”，说的明明是不能“违反国家规定”，但新闻单位中，恐怕没有几家，不把它理解成：不能违反地方政府“不允许报道”的规定。因为这“违反规定、擅自报道”八个字，不正是某些人，长期利用权力控制新闻舆论的“习惯性用语”么？
敏感，来自于长期的惊吓！请别责怪我的媒体同行，在这次事件中“误读”了法律良好的初衷，因为在现实中，他们经常被各种权力所“误读”。汪永清说，在突发事件面前，媒体要发挥舆论监督力量，但我更希望：这种力量的发挥，可不要仅仅限于“突发事件”啊！
加载中，请稍候......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