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听香楼主博客：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成书时消失的一节内容。

《舞台生活四十年》最初是梅先生应《文汇报》的邀约，一边撰写一边在该报连载发表的。后来整理成书时，下面的一节内容消失了。而正是在这节文字里，梅先生讲述了当年程砚秋拜入梅门的往事。

        

    “民国十二年的春季,因为张四先生(季直)的哥哥张三先生（叔俨)的生日快要到了,本界的老辈们,跟张家有往来的,都预备南下拜寿。我跟张四先生虽然订交在后,直到民国四年,才由罗先生(瘿公)介绍认识的。但是这以后他在文字与谈论上对我这个年轻的艺人,无时不加以揄扬和鼓励,这样,我们真可以算是忘年之交了。我是更应该到南通替他哥哥祝寿的。谁知道事情真有凑巧的,我的前室偏偏在那个时候病得很重,亲友们的建议,都不让我离开北京。我自己也放心不下,才想起让砚秋代我去走一趟。一来我们俩在名义上有师生的关系,他做我的代表,可以说是再适当也没有的了。二来砚秋到了南通,不单是在寿堂上行一个礼,就算完了,而且可以参加堂会替我唱一出戏,能够在实际上表示一番敬意。他的天资聪慧,又肯下苦功,那时才二十一岁,艺术上的造诣,已经打定了后来成名的基础了。他在早年跟我一样也不常出远门,我又请齐先生陪了他,跟本界要去的几位,大伙儿一起由津浦路南下。火车走在半道上,正赶上铁轨被大水冲坏了一段,这一下可辛苦了他们了。听说还挨了一天的饿,好费事的才把这出《水漫金山寺》对付了过去。他们回来讲给我听,我真感到抱歉。我跟砚秋在名义上发生了师生的关系,这完全是罗先生的主张,经他一手包办了逼出来的。我把这段经过,大致讲一讲。

     “砚秋最早是跟荣蝶仙学戏的。罗先生在丹桂茶园常看他的戏,认为是个美材。将来准会有成就的。荣蝶仙本身是唱花旦的,对待学生,一贯地还是使用严厉的旧派作风,一点没有和蔼可亲的样子。这让罗先生看了,大大地不以为然。他觉得砚秋的性格,既然宜唱青衣,就不一定要跟荣蝶仙学戏,应该另找一位擅长青衣的老师教授才对。他首先替砚秋解除了跟荣蝶仙订的契约,跟我来商量,要让砚秋拜我为师。这句话是在民国六年,砚秋才十五岁。我哪,比他只大了九岁,也不过是二十四岁。我每天出台表演,私下正要用功学习,自己还是求学时代,哪能够当别人的老师呢。罗先生这番意思。我实在是力不从心,只好婉言谢绝了。

     “过了一阵子,砚秋也搬到芦草园来住,离着我家很近。罗先生对于砚秋的艺术的前途,关心最切,常到他家替他策划一切,因此也不断晃到我这儿来闲谈。有一天罗先生旧事重提,又谈到砚秋拜师的问题。他说:‘这样一个美材,我们大家都想把他培植起来,成为大器。你也应该负一点责任。有了师生的名份,你在艺术方面,就可以常常指导他了。’他这次的主张,比前更加坚决,立等我的答复。让他逼得没法,我就对他说:‘论年龄,我不够当老师。论聪明,我还不如砚秋。论时间,我不可能教学生。至于艺术上的指导,我比他大几岁,绝对愿意帮他的忙。您一再要我居这个名义,我也不能再驳您。可是我只能从旁协助,譬如他有什么地方不明白,问到我,只要是我知道的,我就原原本本告诉他,这一点我准可以办得到。另外您得给他请专任教师,认真教授。他现在正是用功的紧要关头,不能耽误他的。再说台上的玩艺,只靠口传,也说不尽许多,还要自己多看。看戏的用处最大,我就是得力于此的。’经过这次谈话,又有许多老朋友的赞助,就在芦草园我的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不久他的嗓子倒了仓,不用出台。一般老朋友经常给他留了一个长座,常来吉祥听我的戏。后来又跟王大爷(瑶卿)学了许多新腔,家里也请了教青衣、昆曲和练武工的教师。这样的苦心钻研,加上他本有戏剧的天才,不到几年工夫,进步的速度就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了。他的嗓子倒过来以后,有了一种特别的音,是别人所没有的。他能收得极细,放得很宽。这样,他又进一步把王大爷的腔,加以新的组织,成了他自己的一种定型。观众都喜欢听他的程派新腔。

     “南通张家堂会过去不久,南京的齐變元替他的父亲做寿,又举行一个范围更大的堂会。派了几方面的人到北京来邀角,把本界的各行名角一网打尽,全都让他们邀到了。我自然也在被邀之列。我因为前室的病还不见好,就把实在情形对邀角的说明,请他们代我婉转谢绝齐家的邀请。

     “有一天我刚出门看朋友,家里接到一个说是姓秦的打来的电话,接在我的跟包大李的手上,就回复他说:‘老板不在家,有什么事情,请您留个话。’他说:‘什么?你们老板会不在家,我是秦司令,我要请他到南京唱堂会。’大李说:‘您是秦司令，老板也是不在家。唱堂会的事,等他回来我就告诉他。’这几句话,想不到会惹了对方的火儿的,就在电话里面大发雷霆,骂之不休，大李不等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等我回家刚进门,大李就过来报告我这个电话的经过。我听完了还告诫了大李几句,叫他对人说话总得客气,不要得罪人。他说:‘您听我刚才说的,跟谁吵来着。他要跟您说话,我说您不在家,您真不在家,咱们又不是骗他的,他仗着自己是个什么司令,就了不起了,张嘴就骂街,这也未免太不讲理了。我听着怎么不火儿呢,可是咱们压根儿没有回骂他一句的。’我一边走着进来,一边在想这件事情怎么办呢。这个电话不用说又是替齐家来邀我的,看上去他们是一定要我去唱。我即便丢开家里的病人死活不管的去唱了,外人不明白我的内情,还以为我上次南通不去的理由,也是托词,准要笑我姓梅的势利的。我拿定主意不上南京。我跟姓秦的又不认识,电话也不必回他,免得又添出许多噜苏。谁知道后面噜苏的事情真多着呢。

     “南京的堂会已过了好些日子,我自己倒接一位老朋友张先生（岱杉)的电话,说有要事面谈。我放下电话就去拜访他。他见了我,劈头就先问我:‘你知道有一个人要跟你为难吗?他已经计划好了想借一个机会把你找去,就不让你再回家了。’我说:‘您知道我这几年净顾着台上的艺术,从来也不跟谁闹过意见。您说有人要跟我为难,我是一点影子都没有的。’张先生说:‘要跟你为难的就是秦司令。他是奉系里派来的宪兵司令,他高兴起来随便抓人。他要对付你的这个消息,很可靠的有人告诉我的。我听了也真奇怪,你跟他不会有什么磨擦的,所以我请你来,先问个明白,再想办法。’我听了知道大李接的那个电话出了毛病了。我把经过情形详细告诉了他。张先生说:‘这般军人的脑子简单,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我给你找一位东北的宿将,是他的老上司,替你解释一下,免得吃他的眼亏。’过了两天那位东北宿将,还亲自陪我到宪兵司令部去拜访秦司令,当着面他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总算把这一个误会才解释了的。

        “这上面的两个堂会,我都因为前室的病没去参加演出。可是后果就不一样了。”

                                                    ——北京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梅兰芳全集》第六卷334-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