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不太愿意发表什么“高见”的人，踏踏实实做事情是我的原则，我基本游离于诗歌扯皮之外，我的要求就是办好每年的《诗参考》。然而，关于谁是真正的民间刊物的种种说法却让我从中体会到了说者的自私甚至是无知。无论是韩东的《论民间》还是于坚的《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包括伊沙、徐江、沈浩波等这方面的文章更多是从诗歌创作意义上的阐述，极少谈及诗歌场所的民间性，因此这方面的定位一直被忽略掉了。诗歌的民间构成应该是诗歌的创作和诗歌提供的场所（媒介）两个方面，我要说的就是诗歌场所的民间性问题。

现在，自己只要手头有一本诗歌刊物或者诗歌网站就吹捧自己的民间权力，而实际上，民间的诗歌场所是没有权力的，它应该是一个平等交流的诗歌场所，是一个区别官刊并且在诗歌的选择上具有创新精神的诗歌媒介。

首先我从谭克修的《明天》说起。《明天》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民间诗歌场所，我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明天》从创刊到现在基本上是发名诗人的作品为主，甚至毫无选择，只要是头大的可以利用的统统纳入其下，因此缺乏民间诗歌场所的“平等诗歌”的选择功能，也缺乏对创新诗歌的认知程度，更缺乏民间的独立性；更可笑的是每次出刊竟然都买正式的出版刊号，如果一个正式出版物也算是民间场所的话，那民间的意义还在哪里？

目前，一种虚伪的现象蔓延在民间场所的上空，有钱就可以进入民间场所进行操盘，并且把社会上的俗气带到了这里。比如，民间刊物上印着各式各样的所谓的正规出版号；可以承载着任何诗歌或者非诗歌的大杂烩的所谓的“民间诗歌刊物”，人们在【民间】的理解上出现了问题。

我从1990年创办《诗参考》至今，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确立诗歌场所的民间性，从不改变。2000年就有人出资要把《诗参考》变成带有刊号的所谓的正式出版物，一一被我拒绝，原因很简单，我希望保持诗歌选择的独立性，希望《诗参考》一直是中国最民间性的民间诗歌刊物。而徐江的《葵》也充分地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