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以前，师兄英达曾对俺说，普林斯顿那地方，流传着许多与爱因斯坦有关的传闻，比如说，你在普林斯顿，如果总有人是跟你提起爱因斯坦，那不是想跟你讨论相对论，而是暗示你，你的裤裆拉链儿没拉上，因为爱因斯坦经常不拉拉链儿走在街上。大白胖子反复强调，不知道这话是不是真的，要俺有机会去普林斯顿务必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呵呵，俺带着这个低级趣味，乘坐罗姐的宝马越野车，驶进冬天的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即使是冬天，依然美丽怡人。俺私自宣布，普林斯顿是新泽西州最漂亮的城市。车里没人反对，就这么定了。呵呵，村上春树对普林斯顿的描述是蛮荒之地，很闭塞，如同乡下，大约东亚富裕国家的富人，多会这样测量美国的城乡，认为纽约市最美，其他都是乡下。村上这种见地，很能代表新崛起的中国富人，万分蔑视古朴小城，没有发展，就不符合硬道理。

　　车在拿骚大街，一直西行，至普林斯顿战役纪念碑，向左前方斜拐，进绸商街。俺在纪念碑处下车，拍了拍浮雕，200多年前，华盛顿曾在这里为美国独立而打仗，上车前，俺又拍下这排高高的枯树。

　　在绸商街行驶不远，即可看见街边这栋普通的小白楼，112号，镶嵌在左右邻居的小别墅之间，毫不起眼儿。当年，这就是爱因斯坦的家，他在这里度过生命中最后12年，76岁时，病逝在普林斯顿大学医院。

　　就是在这栋房子里，爱因斯坦放着音乐，冥想着，研究着，婉言谢绝了出任以色列第1任总理。

　　这栋白房子，比罗姐家实在差得太远，按理说，应该拆掉，重盖成更加坚固的样子，门口挂上“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写上“爱因斯坦故居”。但是，这里一切如故，依然是私人宅基地，但与爱因斯坦没有任何关系，似乎什么都没在这里发生过。因为，爱因斯坦曾经留下这样的遗嘱——

　　我死后，除护送遗体去火葬场的少数几位最亲近的朋友，一概不要打扰。不要墓地，不要立碑，不要举行宗教仪式，也不要举行任何官方仪式。骨灰撒在空中，与人类和宇宙融为一体。切不可把我居住的绸商街112号变成后人朝圣的纪念馆。我在高等研究院里的办公室，要让给别人用。除了我的科学理想和社会理想之外，我的一切，都将随我死去。

　　实际上，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市住了22年，前10年，与他人合住一栋看起来稍好的绿帽子白别墅，最后12年才住进这栋简陋的小白楼。他去世后，这栋房子没归国管局，像普通的私房一样，在市场上流转。据说现在的房主，很愿意在圣诞节化妆成爱因斯坦的样子，上街招呼行人。

　　在美国，私人权益受严格保护，白房子主人没出屋没上街，所以不能接近他的家宅，不预约就上门求证爱因斯坦的裤裆拉链儿问题。

　　爱因斯坦很像余秋雨，一辈子拒绝学开汽车，估计那时候如果有手机，他也会像余秋雨一样拒绝。所以，他经常是拿着雨伞，走到两公里以外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机构，下班再走回来。没人绑架他，也没有娱记跟拍他，他和路上遇到的邻居打招呼，也乐于回答路人时而提出的问题，这座城市实在是太安宁了。

　　顺着绸商街，继续前行，左手边，可以看见这栋建筑，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机构。

　　中国内地一直在讹传，说普林斯顿大学1930年创建“高级研究机构”，这是错的，时间没问题，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机构并非普林斯顿大学下属，这里的教授可以在普林斯顿大学兼课，也可以不兼，只埋头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问即可，不用考虑经费、住房、薪水、医疗、连学问是否实用也不用考虑，他们不隶属普林斯顿大学。1933年，德国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避难美国，是这里的第1批教授。刚刚骄傲崛起并笃信“无限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中国人，恐怕很难理解，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机构怎么可以允许学者们全凭个人兴趣，研究一些没有使用价值的理论，而且，高级研究机构这栋狭小的办公楼是1930年建的，怎么可能2009年还是这栋可怜的小楼，这仍是它惟一的大楼，为啥不拆了重盖，盖成中国内地政府大厦的气派样子。这问题很好理解，美国崛起的时候也喜欢盖高楼，日本也一样，现在刚好轮到中国内地了。

　　爱因斯坦这幅照片，是34岁的清华物理系教授周培源博士拍摄的，当时周教授按清华校规，正在美国休假，实际上是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机构进修理论物理，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度假方式，休假实乃学习。

　　在北大清华历史上，周培源是俺十分佩服的一位先师。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理学博士学位，才25岁，而且是师从大名鼎鼎的贝尔教授，做相对论研究。第2年转去德国，在莱比锡大学师从海森堡教授，搞量子力学。俺听杨振宁教授讲，海森堡乒乓球打得好，没人能赢他，直到周培源做了他的学生，终于他有了永远打不赢的对手。周先生回国后，被清华物理系直聘为教授，只有27岁。1936年，34岁的周教授去普林斯顿度假，参加爱因斯坦指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这张照片第3排左数第4人就是周教授。

　　俺读中学时，周培源做了北大校长，那时是正部级。不过，他做校长的时候，已经没啥用途，自马寅初做校长之后，谁做北大校长都一样，不如做书记更管用。

　　普林斯顿市真的很美，很安静，街道两边的树林，依然看得见秋天的残景，装点着它的严冬。 

　　就是在这座小小的城市里，杨振宁博士也曾留下足迹，但不知道他是在哪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偶然邂逅了杜致礼。杜致礼是杜聿明中将的女儿，是杨振宁在南联大附中教过的女学生，1950年初，杜杨在普林斯顿偶然重逢时，杜将军已是解放军的阶下囚，但杨振宁秋天就娶了这位“战犯”的女儿，跟后来娶翁帆时一样果断。杨振宁是1949年来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机构，做博士后，高级研究机构主任是奥本海默，爱因斯坦虽已退休，但仍有自己的办公室，直至1955年病逝。

　　这是1954年的爱因斯坦，75岁，在他的办公室里，距离他长辞人世，只有1年了。让人感动的是，爱因斯坦这间狭小的办公室，按照他的遗嘱，没有辟为圣殿，而是由后任科学家一如从前地使用着。

　　2001年春天，俺去清华甲所，拜谒杜杨夫妇，俺很想从杨先生那里知道他见到过的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是什么样子。杨先生说，他的研究方向是核物理，爱因斯坦的兴趣是统一场论，彼此相去甚远，所以他一直觉得不该去打扰大师，他与大师的近距离接触只有3次。一次是爱因斯坦写完《〈相对论的意义〉新附录》，去找奥本海默，希望做一次演讲，奥本海默给记者5分钟拍照时间，然后请他们离开，让爱因斯坦在小教室做了3个系列讲座，杨振宁是50多位聆听者之一，那时，爱因斯坦的语速跟温家宝一样慢，所以杨振宁坚信，老人家的健康已经出了问题，所以讲座不很成功。一次是爱因斯坦约见他和李政道，两位年轻人刚刚发表相变论文，这恰好是爱因斯的兴趣之一，他对两位年轻的论文很感兴趣，约他俩面谈了不到两个小时，杨振宁非常紧张，最终也没弄清楚爱因斯坦要表达的看法。一次是玻尔来访，与老对手爱因斯坦相会，杨振宁和其他年轻人席地而坐，但听不懂玻尔的丹麦语，只听见爱因斯坦最后问了两个问题。

　　呵呵，俺很珍惜杨先生的回忆，它使俺对爱因斯坦的认知更加形象化了。

　　当然，俺那时刚听大白胖子说过爱因斯坦的拉链儿故事，于是向杨先生求证，杨先生沉思了一下，仿佛是在回忆，但终究表示没听说过。

　　此次，俺亲访普林斯顿市，问起数人，大家均说从未听过。

　　但俺为什么，非常希望这是真的呢？

　　俺认为，这是一种佳话，绝对不是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