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　阿忆

 

    我没有生活目标，只想每一天都好好活着。
    因此一位老同学来看我，焦急地劝我拿起精神，大干一番事业。
    我躺在我家网吧的长沙发里，不知道他说的“大干”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事业”在他的心里是怎样一件沉重的东西。
    在我的世界里，“干”和“大干”没有什么不同。
    看比赛的时候，我从不关心谁跑了第一，而是看谁跑得最有名堂。记不清是哪次奥运会了，在女子马拉松赛中，人们以及所有摄象机都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最后一名身上，甚而忽略了谁是第一名。那次比赛的最后一名，是一位年近40岁的中年妇女。她跑到最后1公里时，已是全身抽筋，但她丝毫没有退出跑场的意思。在众人的瞩目和喝彩中，她一步一抽搐，最终扑倒在终点线上。我对这个情节的记忆实在太深，以致于1998年为北京电视台撰写《重看昨天》时，把它强行编进了《20世纪的100年》。这个情节在所有史学家眼里，不过是一个失败者的悲壮。但在我看来，那是20世纪人类生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是一种平凡的生活和参与的观念。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能跑第一，甚至不在乎是不是在跑着。我更看重的是展现。可能是缓慢的一种展现，展现的也可能是别人眼里的失败。但在我这里，好好活着，并按自己的心意去坚持，便是我的终身事业。
    老同学走后，我和太太已忙碌着，筹备远行。
    我们要开车去上海松江，然后去湘北洞庭湖，从那里折回北京，全程在1万里以上。
    我当然知道，我的同学们在这段时间里可能赚了50万，也可能从正处升为副局。他们的生活没什么错，但那毕竟不是我的生活。我风驰电掣地奔驰，因为是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定会显得进展缓慢。但一天又一天，我已经习惯了在这种浪漫的云游中得到陶醉，50万和副局级于我无用，我只为我的见闻而沾沾自喜。否则，那不是我。
    那位同学曾摇着头问我说：“难道你真的不想过好日子？”
    我对他的问话和他对我的回答一样感到迷惑不解。
    我的回答是：“天天都是好日子。”

 

                                         北京朝阳区惠忠庵6号
                                             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