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而言，应该是连一个苗头都没有出现。”会泽县教育局长陈加明说，虽然校园性侵属于极其个别的极端恶性事件，发生概率极小，但他有理由相信，如今良好的校园环境和局面，是他们独创的信息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有这样一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安全信息员队伍“卧底”校园，这在会泽当地广大师生中并非不可告人的秘密。但究竟是哪些人在承担着这项“如演谍战片一般的使命”，却是校园内一直秘而不宣的最大“秘密”。

　　甚至，一位“卧底”老师在身为同事的丈夫面前，也绝口不提自己是本校的安全信息员。

　　显然，谁都不愿“暴露”。

　　有人担心，一旦这条“秘密战线”浮出水面，是否会导致同学之间相互“打小报告”“告黑状”，甚至，校园内的信任与融洽荡然无存？

　　也有人质疑，如果“校园色魔”恰好就是在校内拥有“生杀大权”的校领导乃至校长本人，“卧底”之人又该如何应对，何去何从？

【内版正文】
遴选学生教师 安插秘密卧底监测安全信息
预防校园性侵的会泽模式 

　　春城晚报记者就校园安全信息员制度的实施情况，深入曲靖市会泽县，对该县教育局及三所小学、初中及高中进行走访，相关领导和负责人均不讳言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秘密战线”，称安全信息员确实有点像“卧底”、“潜伏的谍报人员”。他们均曾在系统内或校内的相关会议上强调或被强调一定要加强这项工作，耐人寻味的却是，至今，当地所有相关官方文件中，依然找不到“安全信息员”或“信息员”的字眼。

　　调查中，记者发现，实际上，会泽县旨在解决校园安全难题、尤其预防校园性侵的安全信息员制度，6年之前便已在个别学校内悄然试水。正因被认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才有了去年10月县教育局的全面推广。

    “性侵线索”
    一个卖菜小贩曾被怀疑，后经调查解除了“监控”。

    5月19日上午9点，会泽县新街乡已是艳阳高照，气温不下30度。这是一个以打工经济为支撑的贫困乡，4万多人有一半选择了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特别多。

    位于山区的凤凰村距离县城约60公里，都是山路，驱车需要近两个小时。记者赶到村中的凤凰小学时，已快11点。

    校门外及附近，有几个卖小菜或烤豆腐、烤洋芋的小摊贩，由于校内仍在上课，没有任何生意。

    12点上午放学，部分家就在附近的学生走出学校大门，其中有些掏钱买了烤豆腐或烤洋芋。

    “以前小摊贩还更多些，我们加强校园及周边安全防范和管理后，清理了一部分。”新街乡中心小学校长石磊说。

    没人知道，就在这些校园外的小贩中，曾经有那么一个人，被视为或许将会对女学生构成侵害的“可疑分子”而遭到“监控”。

    担任某高年级班主任的老师王芳告诉晚报记者，去年下半年，她发现有一个在外面卖菜的男子跟学校的几个女生接触较为频繁。她为此专门做过调查和了解，得知此人是初中毕业后就没再继续读书的社会青年，便担心起来。于是，她立即将“情报”向中心学校石磊校长做了汇报。

    根据石的要求和自己的分析，那段时间，王芳老师加强了对“可疑份子”的观察，同时，又对相关女生加强安全防范意识的教育，告诉她们尽量不要买外面的东西吃，尽量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以免增加上当受骗的几率。

    不久后，王芳做出判断：校外的这名小摊贩“应该不是坏人”，对他的“监控”可以解除。随即，又将自己的判断向石校长做了汇报。石认可她的判断，指示：这个线索可以“结案”。

    王芳是凤凰小学两名教师信息员中的一名，作为女性，她对于女学生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似乎格外敏感。

    在她的记忆中，表面看上去最可能是“性侵”的一次风波，发生在去年底一个周末的夜里。当时已经深夜10点多，她正在家里准备睡觉，突然接到一个女同学用手机打来的电话，说女生宿舍的门被敲了几次，还有凌乱的脚步声。

    王芳立即打电话通知留守学校的值周老师，同时穿上衣服，打算冲到学校去看个究竟。

    学校内，一男一女两位值周老师已经开始行动。他们跑到学生宿舍，向宿舍管理员简要说明情况后，立即冲上女生宿舍所在的二楼，发现走道里没人，女生宿舍里也并无异常。

    随即，他们用手电筒向楼下“扫射”，发现转角处似乎有人影闪动。两位老师立即下楼，从两个方向朝那个位置包抄过去。当看清是本校六年级的两个并未住校的男同学时，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但同时又冒出另一层担心。

    经过询问，两个男同学“交代”，听说有个女同学的外公去世了当天刚办完葬礼，他们觉得葬礼上应该有一些“好玩的事情”，便想来找这个女同学问问。

    值周的女老师随即又进入女生宿舍，核实到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只是那个女生当晚还没返回学校——这至少说明，两个男同学并未撒谎。

    接到情况反馈，已经出门往学校赶的王芳电话里告诉值周老师，在对这两个男生进行批评后，可以放他们走。然后，她便折返回了家。

    “当然，这次跟我们所担心的性侵没有关系，但那两个男生在不对的时间去做了不对的事儿，也是非常不应该的。”王芳说，后来，她找到这两个男生，对他们试图进入女生宿舍的做法又进行了一番严肃批评，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

    “秘密战线”

    接受采访前，两位安全信息员丝毫不知对方的特殊身份。

    作为凤凰小学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陈强老师当然知道校内曾发生的这起风波，但他却并不清楚更为详细的来龙去脉——当晚，是谁发现“情报”并及时汇报的？为什么第一时间的汇报电话不是打给他，而是王芳老师？为什么是自己的这位女同事和下属在主导这场风波的处理？

    当被安排一同出现在春城晚报记者面前时，陈强的这些疑问全都迎刃而解——王芳和他一样，是学校老师中的两名信息员之一；第一时间提供“情报”的，是王芳“安插”在女生宿舍里的学生信息员。

    在这次一起接受采访之前，这两位老师并不知道对方和自己一样，肩负着信息员的特殊使命。而他们的这个“特殊身份”，连本校校长也“蒙在鼓里”。执行信息员任务的所有情况，他们只向村小的上级中心小学校长汇报。

    “是的，他们都跟我单线联系，他们的身份也只有我知道。而学生中的信息员，每个班和每个女生宿舍都有一个，二者有时候可能是重合的，也就是可能由同一个女生担任。至于她们究竟是谁，我也不清楚，她们由班主任负责物色，并单线向班主任汇报。”新街乡中心小学校长石磊说。

    尽管天气非常热，又没有风扇，采访在一间门窗紧闭的会议室里进行，除两位彼此都“初次见面”的老师信息员，只有石一人在座。由于小学的学生信息员年龄太小，记者担心对她们心理造成不良影响，便没要求让她们“浮出水面”来接受采访。

    据称，凤凰小学至今都没“监测”到一例真正涉及侵害女生合法权益尤其性侵的“情报”。尽管如此，3人依然认为，信息员的这份“秘密工作”意义重大。“比如那晚的那场风波吧，如果没有信息员及时提供‘情报’，我们就不可能及时掌握情况并采取措施，那样没准会闹成啥样，并演变出什么乱哄哄的事情来呢。”

    在会泽县教育局，局长陈加明向春城晚报记者表示：信息员工作确实是一条“秘密战线”。

    今年2月19日学校尚未开学时，该局在全县教育系统下发“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通知”。通知中，再次强调关于禁止男性教师单独辅导女学生、任何外来人员（包括学生的父亲）不得随意进入女生宿舍的相关规定。

    这份直指“校园性侵”的文件，实际由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等四部委联合发出，经全国各省、市、县教育主管部门层层转发、层层强调，覆盖了中国的所有小学和初高中。

    与此相关的背景是，全国范围内校园内部的偶尔爆出的性侵丑闻，在剧烈地刺痛着整个中国社会。

    去年六一儿童节前，“海南校长性侵幼女”被曝光，在时隔一周年的前不久，来自广东、山西、北京、浙江、河南的6位母亲，共同向全国32省市的教育厅、公安厅递交了共60多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强烈要求在不伤害当事人隐私的前提下，公开各省市在过去5年内究竟发生了多少起校园性侵以及相关的处理结果。

    这6位母亲的申请，至今无果。

    陈加明介绍，正是在这样令人痛心的背景之下，县里摸索着“发明”了“秘密信息员”这个做法，并于去年10月新学期开学不久在县里全面推行。全县共有乡镇一级的中心小学及初高中63所，63位校长会定期向他汇报信息员监测到的可能涉及女生合法权益尤其性侵的“情报”。

    “目前看来，这个尝试应该是有一定效果的。”陈局长说。

    被隐忍的“家丑”

    在当地许多村民眼中，校园性侵是一个非常忌讳的话题。

    为观察样本能相对全面、且覆盖各类型学校，春城晚报记者在当地选取了基层小学、初中及高中各一所进行走访，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也各有不同。

    其中，凤凰小学最为偏远，在距离会泽县城约60公里的新街乡凤凰村，系乡镇中心小学之下的基层农村教学点，发生安全事件的几率相对最大；以礼河联合学校，位于距离县城20多公里的娜姑镇，是一所包括初中和小学的综合学校，校内硬件建设和安全形势相对较好；还有就是位于县城边上的会泽县茚旺高级中学，该校目前在校学生约6500人，实行现代化校园管理，发生安全事件的可能性相对最小。

    据会泽县教育局提供的资料，去年，茚旺高中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的应届毕业生达10名，在全省县级中学里高居榜首。

    3校接受采访的10余位领导和老师中，大部分都听说过当地曾经发生的一起校园性侵丑闻。那是在1999年，会泽县某乡的某一所小学（基层教学点），一男老师对一名女学生实施了猥亵。至于详情和后来的问责处理结果，老师们和教育局局长陈加明全都“记不清了”。

    走访中，一些村民的态度同样也非常直接地印证了一种说法，即：性侵事件属“家丑”，不能说，也最好不要深究。这种在中国农村中占据主导位置的观念，在曲靖市另一个县曾经的一桩特大丑闻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2005年4月，陆良县被爆出“校园连环强奸案”，有多达8名中小学女生被一对叔侄强奸，作案方法都是半夜翻墙进入校园。案件曝光时，案发时间已经过去4年，但所有受害人均未得到任何民事赔偿。由于媒体曝光，之后，其中一名女生起诉学校的案件在数经辗转后终于得到受理，最后，经过两审，学校被判决向这名女生支付了因监管不力而应该承担的5万元经济赔偿。

    会泽县教育局长陈加明及以礼河联合学校校长李廷国分析，此类事件中受害人及家属往往将所遭受的侵害视为不可告人的“家丑”，而选择隐忍的做法，这实际上对此类罪行起到了包庇作用，使其发生之后得以更久地隐瞒下来，甚至有机会长期持续地反复上演。

    仍以陆良校园连环强奸案为例，春城晚报记者调查采访中了解到，8名受害人中的7名及其家属从未主张过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一度拒绝承认受害人的身份。当媒体艰难地寻访到她们家欲就案发后的善后问题进一步求证时，她们的家长依然坚称“没有那样的事”。

    熟知该案案情的一位律师说，这7家受害人无奈选择隐忍之外的另一层心态是观望，原本考虑如果“出头”的那家能够获赔，便一一效仿维权。但在这家最终赢得官司之后，他们依然没敢站出来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这起恶性的个案中，强奸犯叔侄其一被判无期徒刑其一则早已被执行死刑，刑事部分的量刑不可谓不重。但在以礼河联合学校校长李廷国看来，此类犯罪整体而言追究力度非常不够，这等于是在相当程度上纵容和放任了“校园色魔”的产生，“比较严重的情况，都该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除事发之后的“家丑”观念和追究力度两大因素之外，在李廷国校长看来，发生此类犯罪现象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以下三方面：一、学校的安全管理存在漏洞，二、对教师尤其男性教师的思想道德教育不到位，三、女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技巧还比较欠缺。

    “卧底”之忧

    由学生秘密担任安全信息员，是否会引发校园中的信任危机？

    如何破局解决这些问题？会泽的做法便是设立校园内部的秘密信息员制度。确实有点像“卧底”或“潜伏”——就此接受采访的10余位相关领导、教师及同学，无不都这样认为。

    记者在会泽县茚旺高中了解到，其实，这样的做法，该校早在2008年建校之初便已开始尝试。由于校长不久前刚调往昆明一所高校，这项“秘密工作”如今由副校长杨珺琳代管。

    她介绍，对于茚旺高中每届刚入学的女生，学校都会集中组织“珍爱青春健康成长”为主题的讲座，主要给她们讲授心理健康、情感问题、自强自立及安全防范方面的知识。与此同时，对于所有男性教职员工，学校也会定期加强师德师风的宣传教育。

    这些预防工作是否起到了相应的作用？监管的任务，很大程度上就落到了“校园卧底”头上。

    在茚旺高中，记者采访了三名学生信息员，包括两名女生和一名男生。为避免相互“暴露”，他们分别从不同教室、中间有间隔地被各自班主任带到记者面前，单独接受采访。

    在他们的表述中，分别将信息员这个身份称为“使命”、“工作”、“职位”，语气间透露出一种“神圣”的感觉。其中，高一学生信息员小丽将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些校园性侵事件，归结为是因为“有男老师人性道德沦丧和女生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她觉得这样的事情太遥远，不可能发生在自己的校园。

    根据副校长杨珺琳透露的数据，茚旺高中有114个班级，按照所执行的每班男女生信息员各一名、教师信息员同样男女各一名（教师信息员一般会交叉重复）来算，校园内这条“秘密战线”人数相当庞大。他们如何才能持续“潜伏”下去而不暴露？一旦暴露，是否会被同学看作是“打小报告”、“告黑状”，并引发班级乃至整个校园内的信任危机？

    这，其实也是会泽教育系统信息员制度推出后许多网友普遍担忧的问题。

    高二学生信息员小红说，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不过不必太担心，“因为我本身就是班干部，多关心同学是很自然和正常的事。我不会借此打任何人的小报告，我是出于公心，为了班级和校园的和谐与安全。”

    教师信息员何珊也认为“没啥好担心的”。但是，她的“卧底”身份，即便在家里对同为本校教师的爱人也绝口不提，“万一他哪天在外闲聊时说了出去，肯定不太好”。

    对于这个问题，茚旺高中心理咨询室负责人王鹏则认为，信息员制度一旦暴露，引发同学之间猜忌几乎是肯定的。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将可能导致校园内信任缺失，那就不如一步到位，将整个做法全部都公开，因为这个做法的初衷是非常阳光的，其实可以光明正大，“让大家心里都敞敞亮亮”。

    有人曾梳理国内校园性侵的新闻，得出结论是过半的侵害都来自于男性教师甚至校长。春城晚报记者直接向新街乡中心小学校长石磊指出此点，并追问：如果潜在的“色魔”就是在校园内拥有“生杀大权”的一校之长，信息员制度是否形同虚设？

    “其实，并不存在这个问题。”石校长有些尴尬。

    随即，他解释：校长性侵女生一般发生在偏远的基层农村小学，按照他们的制度设置，这些学校的信息员不向本校校长、而是向作为上一级学校的乡镇中心小学校长汇报。而由于中心小学并不承担日常的教学，所以作为中心小学校长的他和女学生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因此，也就基本没有侵犯女学生的机会和可能。    （文中所涉教师和学生信息员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