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周刊：南博溯源

2013年6月3日春城晚报·南博特刊之2

    中国与南亚诸国的缘分或曰交流往来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

    远至张骞出使西域，自西汉以降，到两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再到以唐玄奘为代表的高僧大德的西行，再到明朝航海事业的迅猛发展以及郑和七下西洋，历史变幻，再到上世纪初印度文明符号性人物泰戈尔的访华……中国与南亚八国的关系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从古老的茶马古道，到更古老的蜀身毒道（即南方丝绸之路），时空倒转，再到在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史迪威公路（即中印公路）和驼峰航线这两条“抗战生命线”……云南自古以来的许多历史性阶段，似乎都与南亚次大陆有着某种奇妙的缘分，割舍不断。

    在古代，披星戴月风雨兼程于茶马古道上的交通工具，主要都是“云南马”。这种马迥异于它中国北方的那些同类，恰如许多云南人般敦实、短小，其貌不扬，却精壮、坚韧，是长途跋涉的不二首选。

    这种马，进入了世界大旅行家马可·波罗那部风靡全球的游记，被“带”去了欧洲；这种马，更跟随马帮客的足迹，踏遍了许多南亚国家。

    到了现代，邮政通畅，民航发达，可以不必再万里跋涉关山迢迢，南亚就在一枚小小的邮票或一张机票那头。

    如今，互联网时代让地球也变成了一个“村”，南亚与中国、与云南更近在咫尺。那些沉睡的高远的雪山，那些神秘的灿烂的文明，那些壮阔波澜中珍珠般闪亮的岛屿，那些佛光普照之下万分虔诚的人民……仿佛都在我们眼前，那么鲜活地，扑面而来。

    昔日文明的交汇，文化的交流，茶叶与丝绸、玉石的交换，不仅是一份情缘，更是一份依存。南博会，就在这份依存中鲜活地走来。

泰翁玄奘遥相望，南亚中国渊源长

两个灿烂的文明

    当我们为策划本期南亚博览会特刊，而开始梳理印度等南亚八国与中国的渊源时，不经意间，便与泰翁遭遇——就在一周前的5月20日，是印度诗哲泰戈尔诞辰152周年的纪念日。

    书柜里那套《泰戈尔全集》是初中时买的，已经快要被我翻烂。就个人的阅读情况而言，可以说我对印度这个神秘国度的启蒙，主要就来自于泰戈尔笔下那些唯美而又充满哲理的伟大作品，而并非接触更早的《西游记》。

    中印两国近现代以来交流的第一次高潮，便是泰戈尔于1924年的访华。那次，他与蔡元培结下深厚友谊，在两位大师共同努力下，1934年5月，印中学会首先在印度成立，次年5月，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也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印度国际大学创立了中国学院。

    同为世界上最灿烂的文明古国之一，又是邻邦，历史上，中印两国多次面临着同病相怜的命运：19世纪中叶，印度民族大起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也轰轰烈烈，一同将亚洲革命风暴推向顶点；20世纪初，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追求民族平等与自治，中国则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大幕，亚洲人民真正开始觉醒……

    中印两国之间的交流，有的学者已将其追溯到公元前10至14世纪，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在公元前4世纪，汉朝张骞出使西域，还成为后世描述中国古代外交史的起点。彼时，佛教已经从印度传入我国的中原地带，之后，在南北朝时期得以弘扬，鼎盛于封建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唐朝。佛教，正是印度对于人类文明的最重要和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要说中印交往有标志意义的，应该是在唐朝，其基本脉络在我国几乎妇孺皆知，那就是一代高僧唐玄奘的“取经”之旅，以及他的《大唐西域记》。这部像游记又像历险的古籍，便是《西游记》的灵感源头，后来更成为了我国研究南亚、中亚尤其印度半岛等地历史和佛学的重要文献。由此，唐玄奘也成为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最杰出的中国人。

    在我看来，虽然身份不同，所采取的形式也各异，1200多年后印度人泰戈尔的访华，与唐玄奘当年对印度的造访可谓遥相呼应而又异曲同工。

    到了现代，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和两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印两国的关系，更是成为了当今全球国际形势和政治格局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而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马背上的古道

    相对于早已闻名于中西方、古老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名头被世人所知晓，还只有20多年的历史。那是1990年，在历经艰辛的100多天的徒步考察后，木霁弘、陈保亚、李旭、徐涌涛等“六君子”在联合出版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个概念。

    就本质而言，二者其实完全一致——它们都是发端于我国境内的国际商贸大通道，其最初的目的是通商，但往往，同时也承担起了国际文化交流的功能。历史更迭烽烟弥漫中的这两条漫漫长路，实际上，成为了两条对外经贸和文化交流的纽带，其精神层面的意义，已远甚于物理层面。二者所不同的，只是各自具体的线路和目的地而已。

    茶马古道与南亚的历史渊源，远比丝绸之路及蜀身毒道（即南方丝绸之路）要更加密切。

    “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林介绍：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随后出境，到南亚的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100多公里；另一条路线，则是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旬、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昌都、拉萨，再辗转到东南亚的缅甸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近4000公里。

    在以马牛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一条马帮之道，小贩和巨贾都是那些长年累月骑着马或赶着马在路上跋涉的人，宿命而又坚定，浑身都是几千里云和月的风尘，还有，就是生与死的体验和考验。茶马古道上，除了黄金，还有死亡，走到最近，再走回来，便自然就能拥有第三种财富——强大的精神力量，实际上，茶马古道也是一条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

    茶马古道绵延于中国南部及南亚次大陆。其起点在马帮文化和茶文化尤其普洱茶文化鼎盛的云南，因此云南境内如丽江普洱等地都保留着不少茶马古道的遗址；其概念出自于云南学者，也因此，茶马古道的研究也一直是由云南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在领衔，且渐成显学。

    如今，茶马古道的知名度和人文价值，可堪与丝绸之路比肩。

    “抗战生命线”

    历史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致命节点，南亚次大陆这块热土与中国的命运，更可以说得上是休戚相关唇亡齿寒。

    著名的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南和四川。这条全程800多公里并不算太长的空中通道，平均海拔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多米，山峰起伏连绵，负重的运输机只能紧贴山峰起伏飞行，整条航线的危险程度，至今，在世界航空史上仍无出其右。

    驼峰航线以巨大的代价，承担起了为中国抗日战争从空中补充给养的艰巨任务，被称为是一条“抗战生命线”。

    另一条同样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便是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1942年5月，由美国派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提议修建，起点是印度东北部小镇雷多，至缅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南线经缅甸八莫、南坎至中国畹町，北线经缅甸甘拜地，通过中国猴桥口岸、经腾冲至龙陵，两线最终都与滇缅公路相接。

    这条生命线，以三万多名工人的血肉铸成，于1945年1月24日通车，到日本宣布投降的仅半年多时间，便运进汽车1万多辆，军用物资5万多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在辉煌而又悲壮的历史背面下，总有那么一些令人唏嘘的地方，就好像如今的惠通桥。作为滇缅公路上最为险峻的一处咽喉，惠通桥是整个南亚东南亚抗日物资运输网重要的一环，我曾经专程探访，站在桥下怒江岸边，斑驳的阳光穿透了早已千疮百孔的桥身，照临我的额头，一种历史的重压刹那让我喘不过气来。

    在人迹罕至的怒江边，惠通桥就这样寂寞地老去着，还有多少人记得？中印公路亦如是，它的主要路段，如今都静静沉睡在中印两国那些崇山峻岭之中，虽曾经有过多次恢复重建的动议乃至呼吁，但始终因种种原因而搁浅。

    历史究竟应该如何去对待？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永远值得我们深思。    本报记者 温星

详细图文报道见http://ccwb.yunnan.cn/html/2013-06/03/node_5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