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五童

“冻死事件”的意外与必然

春城晚报·人物周刊·人物聚焦·记者温星
   

    本来并不具有可比性，但同样发生在秋风萧瑟季节的这个事件，容易让人想起去年广东佛山两岁幼女小悦悦惨死车轮的悲剧——１１月１６日，贵州毕节市街头，五名９岁至１３岁的男童被发现死于一个垃圾桶里。

    又是一条令人寒澈心骨的新闻。有人说，那个细雨飘飞的长夜最低温度有６度，不至于冻死，是孩子们在里面生火一氧化碳中毒或“焖死”的。但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次“冻死事件”，背景是生活重压、亲情淡漠以及政府乏力政策缺位的“酷寒深冬”。当人们想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任何一方时，才发现了此事件的复杂性——５个孩子的殒命夭亡，实际上，是各方“合力”酿成的恶果。

    贵州毕节很贫困，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干沟苗寨又是毕节最穷地方，人均年收入仅1500元左右。５个孩子均姓陶，分别来自三个家庭，三位父亲彼此为兄弟或表兄弟关系，其中，两人在深圳以捡垃圾为生，留在村里的一位，自己竟有７个孩子，根本无力顾及子侄辈。

    这５个孩子中，仅有一名在校就读，还特别厌学，经常逃学，和另外４个外出流浪，并曾有过多次被收容的经历。“我们不要了，他们爱到哪里就去哪里。”听到孩子被送回来后家长的这句话，恐怕没人会不感到震惊和愤怒，但又实在没法一味地去指责他们——实在太穷了！根据前去深入采访的各路媒体发布的图文报道，他们的“家”，跟一个稍微大些的垃圾桶也没多大区别，“逢雨便漏的土坯房”，“家徒四壁，满屋恶臭”。

    由此，这５个孩子由“留守”而“流浪”的“时代特征”便很明显了。一个保守的统计显示，目前我国至少有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这其中，一成以上三年都无法见到自己的父母。他们的父母都奔波于祖国繁华的大中城市，付出汗水、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却往往只能换回自己最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无法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好处，难以进入正常的社保及福利体制，身在城市，却永远被摒除在城市之外，更奢谈将孩子家人都接来，在这座“别人的城市”里欢聚天伦。

    于是，在这个特殊群体一部分人的价值观里，对老人或对孩子的亲情就被迫淡化了，甚至直接放弃。这，便是当今中国轰轰烈烈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恶劣的副作用之一。而在这方面，国家政府始终缺乏有良知和有力度的政策出台。

    在如此时代背景之下，毕节五童流浪惨死垃圾桶绝非偶发个案，而有着较为普遍的残酷的现实基础，绝对是一种必然。

    但在毕节市相关官员看来，这是一个“意外事故”，因为他们针对流浪儿童，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过专门的巡查，似乎只是遗漏了这５个孩子，属于正常的工作疏忽。值得追问的却是，孩子们已在附近流浪多日，难道每天都那么不巧地与巡查队伍失之交臂？而且，就在“夺命垃圾桶”仅约百米之外便是政府基层的一家办事处，为何数日之中依然没能发现这些孩子并主动实施救助？

    这种“疏忽”，与事发几日后当地警方、民政等部门皆将消息捂住秘不发布的做派相一致。甚至，在事件尚存诸多疑点、远在深圳打工的孩子父母还没能回来（即便他们不愿意或没路费专门回来一趟，也应该走相应的授权程序）的时候，警方便匆匆火化了尸体，从而为孩子们的死因留下了更多的猜疑空间。

    但还是应该承认，在媒体将此事曝光后，当地问责的速度是比较及时的，包括2名分管副区长、区教育局长、民政局长在内的8名相关官员被停职或免职，接受调查。

    有法律界人士随即指出：这些官员是否还构成了玩忽职守或渎职？行政问责只是开始，司法追究也应跟上。在厘清政府部门及官员责任的前提下，赔偿或补偿程序也应该立即启动。

 本版责编 张曦虹
春城晚报·地理周刊/主编 黄娅黎 温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