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发生警民冲突，一名公安局副局长在组织警力对到镇政府上访的农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官方用语）”时，被农民用镰刀、木棒袭击致死。

　　根据官方的通报，此事的大概起因经过是这样的，一家煤矿企业在当地作业，农民担心引发地质灾害，要求将19户人整体搬迁或作出经济补偿，并到县政府上访。县政府作出了相应的回应，但民众显然对县政府的处理结果不满意，于是从4月12日起卷起铺盖到镇政府外“安家”生活。期间，与部分镇政府工作人员产生龌蹉。

 

　　农民没有撤离的意思，县委政府于是要求县公安局组织警力前往，恢复镇政府往常办公秩序。警方所采取的措施，官方的描述是：法制宣传教育。正是这一处置引发了剧烈冲突，致公安局一名副局长被打死，另有多名民警受伤。（官方通报更多内容见：http://news.qq.com/a/20120420/001477.htm）

　　很难从官方的通报中看到政府在这一事件中处置不当、不力的信息。从通报中可以看出，这些闹事的农民几乎是一群不通人性的野兽，而政府工作人员，则谦和温婉，有礼有节，酷似君子。
　　

　　事实是这样的吗？存疑。
　　事件中矛盾的双方，本是农民与矿企，政府在其中本应是裁判的角色。但由于政府整体或政府中的部门人员与企业之间存在正当的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关系，使政府及其部分官员与企业形成同盟，导致政府的裁判角色和功能被大大削弱。

　　这种现状的形成影响着三方对彼此的态度：

　　1、矿企自认为有政府及深度合作的一些实权官员撑腰而为所欲为，对农民的权益不加考虑，并对其诉求嗤之以鼻，“有事，你们去找政府”。矛盾于是逐渐转移到政府头上

　　2、农民对矿企的不满加深，并随着权利得不到伸张而对矿企产生敌对情绪。特别是，当他们在日常观察中发现矿企与部分基层政府实权官员存在过密交往时（这几乎是绝对存在的），这种情绪会更加强烈，并影响到他们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信任；当他们带着这种怀疑去寻求上级政府的裁判时，他们的诉求往往很难得到圆满解决，于是更加失望，被挫败感笼罩的人们这时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方向：不再通过温和的方式寻求问题的解决。

　　3、政府方面，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往往对农民的诉求是没有足够权限去处理的，而由于政商利益及部分掌握实权者与企业的秘密关系，他们对农民的要求也常常消极对待，于是问题被推向上一级政府机关。他们在向上级政府机关汇报时，通常会隐瞒至少是淡化企业的部分侵权行为，放大农民“无理取闹”的因素；同样是由于政商关系及见不得光的利于引导，上级政府有权官员天然地首先考虑的是保护企业的利益，而不能做到公平公正地处理企业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结果必然将矛盾引到政府身上，并加剧其对立情绪。

　　在由企业及招商引资侵权引发的社会矛盾之中，企业、民众、政府三方的心态和行为变化，大体都循着这个轨迹在发展。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这整个的前期酝酿的结果。如果政府能让自己的角色和功能稍微回归正常，群体性事件大多可以在相对温和的民众聚集阶段得到化解，从而避免导致伤亡的剧烈的群体对抗事件的发生。

　　就像不能认为农民的所有行为都合理合法一样，不能认为政府在群体事件中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当的。在群体性事件中，由民众聚集演变到暴力冲突，一些地方政府及官员在其中扮演着不光彩的、有时甚至是丧徳的角色。

　　在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实权官员深陷其中、存在不当利益的群体性事件中，以及地方政府在前期处置过程中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一些实权官员会耍手段引导事态恶化，诱导民众作出大规模的不法举动，从而扭转自己在法、理上的被动局面，给全面扑灭可能危及自身的民众行为铺平道路。

　　当地方政府及其实权官员直接走上前台与民众争夺利益时，一些聪敏绝顶的官员就更乐于这样做了。

　　在一些黑心官员的心里，民众把事情搞得越大，它们越高兴。民众一旦动手，不管是对政府机关还是工作人员的冲击，它们即可以名正言顺地采取断然措施。这样一来，官方即获得了压制“刁民”的正当性，而民众则背上了各种罪名，必有人为此受到惩治。

　　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了控制，民众则增加了恐惧感并退缩回去，而企业及可能受到牵连的官员个体，除非事态恶化到令更高级官员蒙羞的程度，否则他们的利益大多能得到保全。

　　在群体性事件恶化的过程中，还不可否认地存在地方官员相互斗争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性事件中的民众不自觉地成为了地方政治斗争的炮灰，被一些人牵涉鼻子走，成为打击政治对手的卒子。

　　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多种多样，恶化的原因，归结起来无外乎地方政府及实权官员懒政、粗暴、不能或不愿以平常心对待民众诉求导致。在关乎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他们做不到以平常心对待民众，否则自身要暴露；在无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他们不愿换位思考，站在民众的角度去思考、分析问题所在，找出问题的根源并积极尝试解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