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起“看守所迫害案”的上访信

    温星按：自从参与“躲猫猫”调查后，陆续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例此类投诉，都是看守所内的在押人员或狱中的罪犯“蹊跷”死亡。这些家属，都强烈请求我去调查，去给死者一个说法。

    可惜，我注定将辜负这些群众的信任，因为我所在的并非全国性或区域性主流媒体，因为体制限制，当然也因为个人能力问题，我无力去介入他们家人所遭遇的那些死亡事件。我参与了这次“躲猫猫”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真相的揭示，于我个人，于司法进程，于整个体制而言，已属罕见。

    “躲猫猫”调查不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将“调查真相”的希望寄托在某个记者或某几个网民身上时，不得不说，这是法制社会中极大的一种悲哀。

     顺便贴一封几天前才发到我信箱里的“看守所迫害案”的上访信。是原文。我想，其中反映了一些客观情况，但我未经调查，肯定难说都是事实。

    有必要说明的是，该信并非来自于受害人及其家属，而是来自于安徽某政法机关的一位负责人。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某些地方，我们的体制，已经肮脏腐败到了连体制之内的人都看不下去的程度。

    这些人，大多数敢怒不敢言；而我，偶尔还敢说出来一些。虽然仅仅只是一些而已。

    王勇，男，39岁，家住舒城县城关镇金虎村王庄，2008年6月5日因涉嫌抢劫被舒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关押于舒城县看守所。

    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因伙食供给太差，营养不良导致我从2008年11月起，身体出现脬肿，四肢肌肉出现萎缩,最后发展到只有扶墙才能行走的地步，体重由当初入所时一百六、七十斤瘦到不足一百斤左右，两腿瘦得象“蔴秸杆”，在此期间我多次通过包号干部向所领导、县局领导反映，甚至自己也多次直接向所领导、驻所检察干部反映，请求带我出所检查并给予及时治疗，但所长张克红和县公安局领导仍然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采取任何措施，以至于2月21日出现呕吐不能进食，夜间做“恶梦”的情况下，2月22日看守所在没有给我做任何身体检查的情况下，打电话给我的家人让送1000元现金才同意带我去合肥做鉴定。

    次日去合肥做鉴定时，司法厅中心医院的医生说我的病情很严重，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需要住院治疗，回舒城后，看守所领导仍把安排在舒城县看守所，安排所医给我挂了两瓶葡萄糖，当夜我就出现四肢发软、呼吸困难、已不能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所里才安排把我送到县医院检查，由一名民警和一名武警看护，通过医院检查，确诊我为糖尿病患者，且在24日下午，医院给我下了病危通知书，在这种情况下，看守所为了推脱责任，于25日才给我办理了监外执行手续，将我扔给我家人继续住院治疗。

    基于以上事实，导致我身体每况愈下，病情恶化，完全是由于公安机关尤其是看守所长张克红的不作为造成的。理由是：

    一、在本人身体出现脬肿，四肢肌肉出现萎缩以至不能行走的情况下，虽然本人曾多次向所里提出出所检查并给予及时治疗的要求，但看守所没有及时安排检查治疗，而是听之任之，其实当时我心里很明白，主要原因是我家里没有送钱给看守所所长，否则就不会是这种态度。和我同在一所因经济犯罪关押的合肥市汪某，在号房里不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干部从外面给他带卤菜、高级香烟，甚至带收音机之类的物品进入号子，就连号子也是想到哪就到哪，有什么要求只要跟所长一说马上就能得到解决，甚至经常由所长亲自陪着在监区院子里晒太阳，原因不就是家里有钱吗。

    二、在我出现呕吐不能吃饭的时候，看守所所长没有安排人带我去医院进行检查身体，寻找病因，而是通过自己的估摸认为是缺乏营养，挂葡萄糖增加所谓的营养，事实上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挂葡萄糖等于雪上加霜，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三、我的家现有三人，母亲、儿子和我，家庭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要靠我去挣，而现在我不但没有挣钱反而还要花一大笔钱去治病，家庭生活已无法继续，造成今天这一结果完全是由于看守所和公安局的不负责任造成的。

    综上所述，我要求公安机关给予经济赔偿及我家人的精神损失赔偿一百万元，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张克红、周永林（公安局副局长）、付业华（检察院监所科长）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