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调查手记之一

       谁说调查“躲猫猫”是一场“政府秀”

    2月19日下午，云南省委宣传部在多家网站上发布公告称：遴选网民及社会人士组建“”网民调查委员会“，赴晋宁看守所对“躲猫猫”事件进行调查。
    两天以后，关于此事的相关新闻至少占据了境内外数千家网站和传统媒体的重要位置。而网络上的反响尤其激烈。其中，七八成的声音是质疑。
    作为这个特别调查委员会成员之一，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完所有的努力后，也感觉有些话要说。

    我们这个团队最早遭人质疑的，是成员们的身份。
    有人通过“人肉搜索”，例出了8名“网民及社会人士代表”的身份。其中，边民、风之末端是网站编辑，本人温星是记者。言外之意，这三人原本就是宣传部长伍皓副部长的“属下”，因此，这个团队本身就是有“猫腻”的。

    其实不然。本人是常年做社会新闻的记者，平时从不主动与官方接触，我与伍皓之后的首要关系，倒不如说是网友关系。风边二位与伍的关系也是这样。

　　实际上，我们四人都在同一个QQ群里，当伍皓刚提到民间调查的想法时，我们三人便在第一时间报了名。时间上抢了先机，这是我们能入选调查委员会的第一大因素。另外，由于我们三个都是云南本土知名的网友，所以，能最终入选也就顺理成章了。

　　将此次民间调查行动指责为“政府主导下的作秀”的说法也有不少。

　　我想说的是，历史长河中，没有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或创新举措是刚一冒出来就能获得全民认可的。没有被指责过“作秀”的，实在不多。

　　这次针对“躲猫猫”的民间调查，固然是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创意”而发起的。但在之后的整个行动中，调查委员会完全是在自行其事，宣传部始终不曾有过任何要求和限制。

　　当天大早一个很好玩的情节是：当调查委员会成员和全国数十记者聚集在省委大门外时，站岗的武警如临大敌，对我们进行了时间不算短的盘查——我们被误以为是上访群众了。直到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龚飞出来解释，这个小小的麻烦才过去了。
　　调查委员会进看守所之前，我们按照规定被要求一一登记了身份，还经过了签字审批的程序，耗了很久才得以进入看守所。中午，我们调查委员会拒绝了当地的邀请，以很网络的方式自己用餐——AA制。

　　下午返回昆明后，由于找不到比较安静和封闭，又能有多条网线的地方开会并联合写调查报告，我们只有提出借省委宣传的一间会议室使用——不过很快就发发现”上当“了，这里根本一条网线都没有。
　　在他人执笔撰写报告期间，我抽空去伍皓办公室对他做了个专访。

　　伍主动表示：调查委员会独立形成的报告，你们成员自己签字认可就行了，你们若要对外发布，请自便，我们宣传部绝不审稿，连看稿都没有必要。不管你们怎么发布信息，也不管网民会有怎样的质疑，我们觉得都是好事。因为质疑是一剂良药，是政府改进工作的推动力。

　　5点多，宣传部相关人员陆续下班走人，我们依然在为着调查报告的文本、结构及相关内容的表述方式而各抒己见、争执难休。晚餐是每人一份米线，是以媒体代表身份进入调查委员会的王雷（《云南信息报》副总）出去买回来的。
　　直到深夜12时许，全程记录当天调查过程的《调查报告》终于成稿，依然坚守在一起的“躲猫猫”民间调查委员8名网民及社会人士代表和三名媒体代表，全部签名认可，稍后，发上了相关网站。

　　这也算是对网民和公众的一个交代吧——虽然，这份报告许多人都并不满意。但全体调查委员会成员无愧于心，因为这是我们是在相对独立的前提下、独立做出的一个“结果”。
　　

　　如果网民们认真读完了我们的调查报告，相信就不会再无端指责这是“政府主导下”的一次“作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