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星：我的那些弟子们 

　　大概是四五年前的事了。一天，马莎回到办公室神色古怪地汇报：“师父，我刚坐公车经过西昌路，那里开了家新店，是卖那种的……可居然把广告搞得硕大无比。”

　　卖什么的呀？反复追问，她终于压低嗓音吐出三个字：避孕套。

　　我立即一口茶喷到地上，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知道，那是一家叫“避风塘”的茶室，招牌是用变体字做的，想想倒还真有点象那什么套。

　　一段好玩的插曲，让这个女孩子在我脑海里的形象清晰了起来。小马莎本是同事于洋的实习生，有一天却突然跑过来说：“于老师从来都和我保持着最少一米的距离，而且，跟我说话偶尔还会脸红。哈哈，简直没见过这么害羞的男生……” 话音未落，她就已经笑得花枝乱颤。此后，她便特意申请，改投到了我的门下。

　　也许是年老体衰，工作上常需年轻人来搭搭手，领导很喜欢分配来实习的大学生给我带。略微统计一下，仅仅那些长期跟着我而且从不曾跟过别人的，大概就有十七八个。这其中，约有一半毕业后没有从事新闻工作，另一半，则分布在省内各大媒体，省外的也有。

　　让我最有“误人子弟”之憾的，是2000年下半年来报社的舒海兰。关于她的记忆已经很模糊，只大约记得这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应届毕业生，在校时当过学生会主席、团委书记等等，非常有主见，经常为业务上的分歧和我争得面红耳赤——如此“不听话”的实习生，绝无仅有。

　　就在收下她约半月后，我出了趟差。回来才知道，我走的次日，她独自骑车外出采访，竟把脚踝给摔伤了，不，是摔断了！为此，下岗的老父亲带着她，连续几天在报社静坐，索要医药费。

　　一个冷酷的现实是，连工资都没有的实习人员受伤，绝大多数的单位都不会理睬，而且，当时我所在的报社还在草创之初，相关的制度根本就还没建立起来。意外发生了，海兰很受伤。而我，直到她父女俩绝望离去时仍和新闻在路上，从此便觉得愧对于这个敢于和我较真儿的女生。

    如果从“职位”上看，最“出息”的应该是邓大槐，这是我很欣赏的“老九”（第九个徒弟）。前年的一天，已去广东闯荡的他突然在QQ里说：“师父，我不当记者了。”我一听就来气：“什么，你小子转行了？为师把你培养出来不容易啊……”

    “呵呵，师父你理解错了，我搞了个杂志，当执行主编……”他有点得意。

    “哈，好小子，青出于蓝呀。”我乐了，真替他高兴。大槐如今在TCL集团做营销策划，这是后话。

    其实，我做新闻完全是靠激情和执着——已经越来越淡化的激情和执着——要说正规的新闻理论，还真是一天都没学过，而和我以师徒相称的这些年轻人，多数都科班出身，哪象我是半路出家。但有一点应该承认，当前高校的新闻教育显然已经走入许多误区，与新闻实践严重脱节。因此，每每想到这里，我还是颇有一点点使命感，告诉自己任重而道远啊。

    显然，“好为人师”并不是什么褒义词，这篇关于几个徒弟的琐碎文字，多半会招来一些朋友的不屑。唉，写到这里感觉自己似乎象个糟老头，在晚年的某个黄昏，一边数着花白的胡须，一边回忆着流年的往事。

                                             (2007年,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