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筑保护：让古建筑“活”起来    

    “原始的是最正规的，自然的是最美的，历史的是最有价值的。”——用了三个“最”，这回，“最富争议的书记”仇和又在说啥？

    他说的是古建筑，强调的是古建筑的保护。

    近日，仇和率昆明考察团，前往浙江杭州市，就以上问题“学习、取经、拜访”（相关新闻详见6月27日《昆明日报》）。由于两座历史文化和旅游名城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杭州可供昆明发展所参考和借鉴的地方应该也不少。

    想象中，作为经济和文化都明显更发达的沿海地区城市，杭州在古建筑保护方面应该远比昆明要好。但事实上，杭州古式建筑较为集中并保护得很好的旧街区仅有一条——清河坊。这点或许让不少昆明的“家乡宝”沾沾自喜。不过，昆明又有几处这样很好地记录着地方历史文化的旧街区呢？

    没有，一处都没有。有的，都只是砖瓦犹新的仿古街道，和风雨飘摇之中的越来越稀少的一些古建筑。

    为什么说这些古建筑风雨飘摇，而且越来越少？

    风雨飘摇的，依然存在，只是无奈妥协，委身于商业项目，变成了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更多的古建筑，则是直接被推倒、拆除，让位给了商业建筑，彻底葬送在了所谓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趋势”之中。

    “古建筑阻碍城市发展”——这是最愚蠢的一种观点，持有这种观点的，除了昧着良心的大亨们，还有目光短浅的某些政府官员。

    “中国古建筑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高楼大厦到处都有。如果你把独一无二的铲掉，而保存一个到处都有的东西，这不是很愚蠢吗？”就北京的古建筑及古城保护，舒乙先生曾说： “出国的人在国外看什么？肯定第一是看博物馆，第二是看城市，看建筑。那么，别人到北京来不就是想看看老北京吗？看它5000年的文化是如何传递下来的，600年的古都是如何演变下来的。老东西保护好了，肯定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没办法，文化大家说起这个问题，都只有无奈地以经济利益来加以引导了。

    但其实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古建筑没了，没有了这些“点”的支撑，能形成旧街区的“线”和“面”吗？更奢谈组合凝聚成一座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古城。

    因此，抢救和保护单个的古建筑，是北京、杭州、昆明及所有历史文化名城、古城整体保护的先决条件。那么，怎么保护这些已经日渐稀少的古建筑？

    暂时别去指望政府的专项预算会大量增加——这点说简单也简单，但实际上总是让人望穿秋水而不得。

    来看两个昆明的具体例子。

    其一、真庆观。2001年，政府投巨资对已颓败多年的真庆观进行了比较完善的修复，之后，这里成为了一个集古建筑、宗教及艺术的研究基地，同时，也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文化娱乐中心。近年来，这里基本实现了保护与开发并进的良好发展局面。

    其二、石屏会馆。这个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并于民国十年由袁嘉谷集资重建的土木结构建筑，如今早就变成了一家食客云集的饭馆。蜕变餐饮这几年，对这里的历史原貌和文化氛围的不良影响，不言而喻。

    前者聊以欣慰，后者则令人堪忧。而与后者情况类似或更为糟糕的古建筑，还不在少数，其中某些价值稍逊名气稍欠的，甚至直接就湮灭了。

    我们看到，在政府无力、也不可能将所有古建筑均收归国有并纳入事业管理的大前提下，单纯地保持古建筑的历史原貌是很不切实际的，走保护与开发结合的路子比较科学。也就是说，要让“死”的古建筑“活”起来。但这里必须强调，只能是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而才进行开发，而且，开发的目的也是为了进一步保护。

    在古建筑保护的实践中，这对矛盾几乎是“永恒”存在的，大多数时候都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为什么？问责制度基本缺位，行政及法律处理思路不够活，更不够力度。笔者认为：对于只顾眼前利益而重开发、疏保护，并造成古建筑保护水平下降或遭受破坏的管理者（包括业主和经营者），文物主管部门应课以较重的行政处罚，同时，还应该追究其破坏古建筑和历史文物的法律责任。

    说到这里，注意到昆明考察团杭州之行的新闻报道里，丝毫未提及法律层面的问题。所以，最后需要再提醒仇和一句：杭州起码还有一个《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草案）》，出台都大概都一年了，而咱们昆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