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当引入听证机制

    “要把规划视为最大的责任、最重要的资源和最具潜力的生产力载体，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把握环境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高起点、高标准、高品位完成本轮昆明城市总体规划修编。”
　　6月19日 ，昆明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听取昆明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汇报，会议，相关领导如此强调（相关新闻详见6月20日《昆明日报》）。这个表述中，使用了“三最”、“三高”的提法，昆明对新一轮城市规划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但现实中的许多问题，绝不仅是“重视”，就能做好的。

　　众所周知，城市规划是近年来昆明市遭受诟病最多的一个社会问题，而主管规划的昆明市规划局，也相应地多次登上“群众评价最差的政府部门”这个“黑名单”的榜首。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的则是，最近几年，该局三任局长李德昭、胡星、曾华接连因重大经济犯罪，而落马获刑——这点，恐怕也是其他任何政府部门望尘莫及的。
　　昆明目前饱受诟病并让民怨载道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于1993年，于1999年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复。经过这些年城市发展的实践检验，它不够科学乃至错误的地方之多，已经是不言而喻了——咱老百姓心里都有数，相信政府及公仆们也是清楚的。
　　我们善意地相信，为这个总体规划的制定，大量专家和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都付出了相当的智慧和汗水。可为什么结果会这是样？
　　症结还在规划制定的这个源头。

　　在此，我们可以通过这次新规划制定的过程，来反观现行规划出台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据《昆明日报》6月20日的报道：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已于2006年11月正式启动，经过评审、审查，并按建设部专家组审查意见完成相应修改补充。而6月19日市委的专项工作会议上，“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三个开发（度假）区、有关部委办局及四城区主要负责人和受邀的建设部督查员、规划专家，纷纷就昆明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的具体问题畅所欲言、热烈讨论、发表意见，为进一步完善、优化城市总规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出谋划策，提出了具有指导性、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这篇报道，其实已经将现有规划和新规划制定中的症结暴露了出来，那就是：从规划的草拟、讨论、修改，再到报批和执行，整个规划过程中，看不到任何社会和群众参与的痕迹。“畅所欲言”的，“集思广益”的，都是体制内的专家和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所代表的，都是“官方”。
　　生活在这个城市之中，早已融入城市体温的数百万昆明群众，被拒在了城市整体规划这个“头等大事”之外，没有资格，也没有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
　　其实，渠道是有的，那就是听证。城市规划编制和制定的过程，当引入听证这一机制。引入听证，也就等于引入了民意。

　　这一做法的依据何在？其实依据早就明摆着。
　　政策依据是由建设部下发、从2006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该办法第9 条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进行多方案比较和经济技术论证，并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当地居民的意见。
　　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城市规划法》中对此并无明确规定，但规划听证是一种行政许可法定程序，可以参考《行政许可法》第47条“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应当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并举行听证。”

　　此条中所称的“申请人”，指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而诸如规划编制、政府主导下的物价上调等政府行为，与之存在厉害关系的是全体公众，而非某个特定群体。因此，听证程序就应该由政府来组织实施，而非由某个申请人来提出申请。
　　前面笔者已经谈到，引入了听证，就等于引入了民意。听证的另一重大作用则在于，能使政府行为更加公开和透明化，而公开和透明正是预防腐败的关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