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这么多约（药），可为什么偏偏缺少后悔约（药）……”神情恍惚中，晓丽含泪写下这样一篇满是错别字的作文。
　　“把它当作一次恶梦，永远忘记吧。”老师批改作文时并没有大惊小怪，用红笔在后面如是批注。语气冷漠，轻描淡写。

　　恐怕你很难想象得到，这篇作文所写的是晓丽被歹徒半夜从学校掳出，并被实施强奸的不幸遭遇。你更无法想象的则是，这仅仅只是曲靖陆良县短时期内，连续发生的八起“校园强奸案”之一。

　　2005年4月中旬，经朋友刘啸律师引见，晓丽的舅舅方强（化名）在昆明找到了我。当时，侄女被强奸已经过去整整四年，这位身为人民警察的男子却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讲着讲着就开始抹眼泪。而我，则是真的忍不住拍案而起了。

　　从那次见面起，我用了近十天的时间，来对这一系列性质恶劣的校园强奸案进行彻底调查。四年多过去了，虽然两名“校园淫魔”中的一个早就已经被执行枪决，另一个也正无期徒刑的服刑期间，但是，学校和当地教育部门几乎不曾采取过任何有效措施，来对晓丽进行安抚，唯一的“说法”，就是在辍学近一年后，把她转到另一所中学就读，而学费还要照收不误。至于晓丽之外的其余的受害女生及其家人，根本就不敢站出来，尝试着讨一下说法。原因有二，第一，这种事情在农村被看做是最大的“丑事”，人言可畏；第二，他们都知道晓丽的舅舅是警察，而且还担任着一定职务，觉得如果有这层“背景”都不管用，他们再站出来就更是自取其辱了。

                                        

　　但是，在为侄女维权的过程中，“警察舅舅”方强却身心疲惫得几乎崩溃了。因为实在碰了太多或硬或软的钉子，在反反复复找学校和教育局相关领导交涉时，他已经没有了半点脾气，简直就有点低声下气的姿态，可以说无奈到了极点。有朋友提醒他，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合法地“收拾”一下相关的责任人。但是，为人老实的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同时，他也担心这样会更加不利于事态的处理。在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充分感受到了他进退维谷的内心痛苦。

　　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素材后，我来到当地教育局，找到了局长和书记两位领导。这一系列校园强奸案本身的性质本来就已经够恶劣了，案发后又没得到妥善处理，如今，两位领导面对媒体时，竟又闪烁其词，彼此的说法竟然相互矛盾。当时，满怀义愤的我就忍不住对他们提出了批评，我措辞强烈地说：“歹徒将受害女生从学校掳出，实施强奸，事情如此严重，为何四年多过去了，受害人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赔偿或补偿？你们当地教育部门究竟都做了些什么？事到如今，你们难道还想继续遮掩下去？”

　　方强告诉我，《南方周末》曾经多次和他取得联系，表示要到云南采访这一监督报道。但是，在收到案发当地有关部门寄出的一份“处理结果”后，《南方周末》记者给他打来电话，觉得事情已经“基本处理完毕”，于是，便放弃了采访计划。我手中也掌握到了这份呈报给上级有关部门的“处理结果”，但根据我的调查，里面所记载的情况，大部分并不属实。　　　　　　　　　　　　　　　　　　　　　　　　

　　在结束整个调查采访后，《生活新报》顶住多方压力，于2005年四月底，以三个版面的篇幅，推出了我所采写的深度调查报道，报社同时还配发了题为《受辱女生为何4年难得“说法”？》的评论员文章，对这一系列校园强奸案中受害人始终得不到说法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剖析。该报道立即被新华、新浪等各大网站及《新京报》等平面媒体全文转载，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卫视等电视台也纷纷与我取得联系，飞到云南进行了采访。

　　现在，晓丽状告自己母校，主张民事索赔的官司仍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理中，尚无最终结论。但是我们清楚，即便她能获得一笔可观的经济赔偿，她心灵所遭受的伤害却很可能是永远都难以平复的。更让我们痛心的则是，系列校园强奸案中其余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学生，她们似乎就注定了这样永远沉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