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语录：舆论监督的作用在“局长醉死”的前前后后已经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彰显。但是，这与充分伸张正义、以及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得到充分安抚之间还有着很大的距离。

 

   老实人王银松一夜就熬白了头，眼泪汪汪地瞅着妻子因中毒而狰狞的脸，那一刻，他想到了死，觉得不如追随妻子而去。
   2000年7月11日夜，云南永善县的十几名机关干部一起来到当地最豪华的歌舞厅“杏花村”，拉开了继晚餐后的第二场酒局。次日凌晨6时许，其中一人在酒精的作用下永远沉睡了过去。此人大名杜明祥，乃该县乡镇企业局局长。随后，局长大人的数十名家人在当地某些领导的支持下，“停尸闹事”，逼歌舞厅拿钱“消灾”。

   杏花村的老板实际是在当地以“能干”著称的女强人吴利春。但如此场面没法不让人方寸大乱，她拿出数千现金并跪地苦苦哀求，对方却仍然步步紧逼。13日凌晨，在已经被打砸得面目全非的杏花村大厅里，吴利春喝下了大量敌敌畏。
   当年７月底，当“未亡人”王银松在昆明找到李志彬（时为《云南信息报》记者）、王勇（时为《东陆时报》记者）和我时，跪在我们面前，痛哭流涕。当时我们三人都还是血气方刚的小青年，当即激愤难当，拍案而起。８月初，在赶赴当地经过联合采访后，我们各自所在的报社纷纷以《局长醉死杏花村》为题，对此进行了暴光。

   尽管我们自以为对这一事件的恶劣程度已经有了充分认识，但报道所产的巨大影响还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非常迅速地就得到了国家最高层的关注。一个流传的版本是这样的：我们三人联合采写的稿件被《羊城晚报》转载，而“羊晚”是中央领导每日必读的报纸之一，于是，某高层人士拍案而起，当即指示要从严从快进行查处。
   云南省公安厅相关领导很快找到我们三人进行了解，稍后，省里主要领导又亲自率领调查团赶赴永善进行调查。新华社和其他国内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或直接派人前往永善采访自不必说，仅中央电视台《焦点说法》就先后做了两期专题报道。

   事态一“闹大”，我们所在的报社便被打了“招呼”，要求停止自行炒作，只准采用新华社发的通稿。这是“上面”出于稳妥起见的慎重考虑，原本无可厚非。如此一来，志彬、王勇和我就不得不放弃追踪采访的计划，但仍随时与王银松保持着联系，我们的心情也跟随他的种种遭遇而起起落落。
   随着事件的逐步推进，云南省痛下“杀手”，永善当地与此事相关的十几名官员纷纷落马。但欣慰之余，是远比欣慰更加漫长的痛苦和煎熬。王银松状告县公安局，请求赔偿，因为“停尸闹事”过程中，有该局众多民警在场，事态却仍然没能控制住而是越来越升级——这点已经在我和各路记者的调查中得到证实。但是，案子却一拖几年，悬而难决。在公然向公安“叫板”的过程中，王银松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甚至还有诸如“想要继续在这里混，就放老实点”的威胁。

   无偿帮王银松维权的七旬老律师熊岳峻不愿意放弃，我们三位记者不愿放弃，稍具良知的社会公众无疑也不愿意放弃，但是，王银松却实在无法承受，终于屈服了、放弃了。“人在屋檐下啊，我还得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养老……”
   实际上，舆论监督的作用在“局长醉死”的前前后后已经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彰显，否则，我们无法想象这起恶性事件将会被掩盖到何年何月，我们恐怕也没法去指望相关责任人能受到应有的制裁。但是，从受害人的无奈，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与充分伸张正义、以及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得到充分安抚之间还有着很大的距离。
   而这，正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去追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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