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曲靖市宣威交警推出一个创新式的举措：为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受了“委屈”的民警设立奖项，以抚慰其“受伤”的心灵（相关新闻详见本报今日…版）。

几年前，“委屈奖”这个“新生事物”就已经出现，当时，它专属于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某些服务型企业的基层职工，因为这些职工为推销企业的服务或商品，经常面临无良消费者的刁难，甚至是恶毒的人身攻击。对此，企业老板们的自己职工的要求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勒令他们必须无条件的全部接受。“委屈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老板们所“发明”出来，这招啊，老板们自己还很得意呢，标榜自己是“人性化管理”，是为职工着想。该“奖”虽然可以在经济上对遭受人格侮辱与践踏的职工进行一点点补偿（实际上，这种补偿往往可怜得可以忽略不计），究其本质而言，却无疑是在对这种侮辱与践踏行为进行鼓励。

相较于颁发给基层职工的“委屈奖”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专门针对民警设立的这个“委屈奖”将面临着更多的质疑。首先，不管从哪个角度观之，人民警察在社会生活中几乎都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而为何总有不在少数的不文明执法、暴力执法乃至知法犯法的情况发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这种强势地位的滥用。从扶助弱势的社会道德需要和公平原则来说，如果拥有并行使公权的执法者在代表国家执法时，遭遇到一些类似于“委屈”的轻微的“阻力”，是完全正常的，对其所受“委屈”的补偿机制，其实已经暗含在你因公务身份而享有的种种特权与待遇中。因此，如果再专门设立一种制度来作出一定“安慰”，这对其他非公务人员而言，就是明显的不公平了。

想起前天发生在昆明的一件“小事”：一名交警在处理违章时，被违章者漫骂和抓扯，手上还挂了“彩”。如果按照宣威警方的逻辑，这名交警无疑应该“荣获”首届“委屈大奖”了。是啊，明明是对方在无理取闹嘛，咱们交警同志确实显得有点“无辜”。但是，如果我们试着反过来思考一下呢：如果抓扯中对方司机也受了伤，或者，他违章驾驶是情非得已、形势所迫，比如是赶着送患者上医院，那么，难道这位驾驶员不也是实际的受害者和心灵上的“委屈者”吗？他又应该向谁去诉说和讨要“委屈奖”呢？

所以说，执法行为是对公权和强权的一种使用，执法时，受点委屈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