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21日，周日。刚好是《新民体育报》编辑出报的日子。

    这一天晚上，北京来人，《新体育》杂志的副总编辑刘思明先生。于是，我们便在《新民晚报》对面的小馆子“五羊阁”喝酒。酒正酣，突然接到老田（田南帆）的电话。说是要让我回编辑部，审核处理一个头版的稿件。听得出来，老田正在气头上。我回答他，我不管。正喝酒呢？烦不烦？再说了，今天不是李森华主编当值吗？

    实际上，我不愿意处理此事，是有原因的。三个多月前，《新民晚报》总编辑丁法章先生找我谈话，要调整我的工作。他说，党委决定，让我去美国，任《新民晚报》美国版主编、以及《新民晚报》驻美国首席记者。丁法章告诉我，还有一个人，与我同行。他就是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的胡劲军先生（现任文新联合报业集团社长）。丁法章甚至同我谈好了待遇问题。月支1200美金，且上海的收入不变。于是，我悄悄地调整了工作重心。这一段时间，主要是花时间和精力，着力研究一些美国问题。有关《新民体育报》的工作，我则悄悄地交待给了季方。当时，我们都叫他“小嫩”。我对他说，《新民体育报》你早晚是要负责的，多费心吧。他是聪明人，心领神会。

    晚上七点半，老田的第二个电话又来了。他说，他不干了。这活儿怎么干？他告诉我，头版的那篇文章，你看过的。是的。我看了。那是一篇叫《中国足球十问》的文章，作者“兰天”。当然是笔名。当时，《新民体育报》曾有许多特约作者，比如，在北京的体育记者圈子，就有毕熙东、苏祥新、王峻、吴骅、陈昭、张小(合加令傍)、缪鲁、汪大昭、章新新等人。还有一些年轻的人，尚没有什么名气的年轻体育记者。比如，马德兴等等。《新民体育报》草创之初，老田还在北京记者站工作，他喜欢体育，于是，我就让他去联系特约作者。此人认真勤快，成效很大。一年后，老田干脆要求从北京回沪了。我便向领导请求，将其调至《新民体育报》工作。

    这篇文章，也是老田约来的。作者不详。我也没有问。只是觉得，这篇文章，揭示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存在的一些问题，算是切中要害。我的办报主张，每期报纸，都应该要有份量的稿件压一压，要有重点、热点、焦点。这些文章，我一般都是安排在头版发的。以吸引读者眼球。那个时期，除了《十问》，另有几篇文章，也相当震动。比如，《钱钱钱》、《戚务生七错》、《再谈“法国香水”》、《黑衣黑哨》等等。大样拼出之后，当值的李森华主编，凭着他多年新闻工作的敏感，觉得这篇文章有问题。可能会惹来麻烦。于是，他将这篇文章，删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文章经此一删，版面就摆不平了。

    这天，我有点酒多了。冲着电话告诉老田：“这种事也处理不了？有别的稿件没有？塞一篇上去。没有的话，将标题放放大，还有，塞点图片。不就得了？”可是，老田告诉我，标题已经做得同“墓碑”差不多大了。该放的照片也放了。我知道，他是借口，主要是舍不得这篇文章。“老李呢？”老田说，李森华签改完大样，走了。显然，老李生气了。他是主编，这帮手下的人，居然如此不听话？他能不生气。他扔下大样，就是有点甩手的味道。实际上，《新民体育报》，老李虽说主编，但实际操纵的人，是我。手下这帮人，也只认我。没把老李放在眼里。其实，老李是个相当不错的人。他是从电台调来的，待人和善，业务水平较高。他后来一直当我的分管领导，也算待我不薄。我突然感到问题严重。于是，我吩咐老田，我来处理吧。

    晚上九点多钟，我醉意朦胧地回到编辑部。手下人将头版的大样，呈到面前。一看大样，我的头有点大。上面改得一塌糊涂。仔细看看，我也觉得，老李有的地方，删得很对，但确实也有点删过头了。于是，我便拿来红笔，认真地将有些可删可不删的内容，恢复出来，基本保留了这篇文章的大致框架。于是，让电脑房的工人，去改。也许是时间匆忙，也许是改得太乱。改大样的工人，弄错了一个标点符号。有一段文字，引用了当时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的话，但原话只有两句。可是，这个应该是句号的地方，成了逗号。这个逗号，可是非同小可。如此一来，下面整段的话，都成了伍主任的原话了。我后来知道，这段话触怒了伍先生。因为，在傍的人看来，说出这样的话，也太没有水平了。这个逗号,后来居然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轨迹.这是令人感慨不已的.

1996年4月22日。刊有《中国足球十问》的《新民体育报》出版，引发中国足坛震动。国家体委高层极为不满，要求上海方面追究此文的责任。我后来知道，伍绍祖向当时分管体育的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反映了情况。李铁映同志批示，要求上海方面查处。这个批示，一层一层批下来，当然是非同小可的。查，首先是查作者。《新民晚报》的党委副书记张韧大姐，找我谈了几次，要我交出作者的名字。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知道应该保护新闻来源。这是职业道德。国家体委宣传司的司长何慧娴女士，也专程到上海来了解情况。我同何，也算是多年的朋友（她比我年长）。我也曾与她采访过奥运会等国际赛事。也算有点交情。她到上海来的时候，我还专门去虹桥机场接她。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还向朋友傅先生，借了一辆凌志300的车（这个车后来居然还被人砸了）。她的问题也是相同的。我也没有回答。但是，我向她说明，问题在我，在《新民体育报》，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

可是，尽管如此，这个作者还是被人供出来了。他就是《中国体育报》的马德兴。说实话，我当时根本不认识他。只知道他英文还行，编译过不少国际体育方面的文章。马德兴最后受到处分。他在《中国体育报》的饭碗也因此丢了。对我的处分，也是相当的严厉。这年的六月，我被突然叫到上海华东医院。当时，丁法章总编辑正在住院。他打来电话说，“别人都来看来，你怎么不来？”我心里想，别人来是别人的事，与我何干？他说，你到医院来一次。于是，我便跑到医院探病。结果，丁法章向我宣布了三项决定。一、在全报社干部大会作检查；二、免去《新民体育报》常务副总编辑职务，只保留体育部副主任职务（后来排名也从第二滑到第三）；三、去美国的事情，也就免谈了。原因当然是“政治上不成熟”。

应该说，《中国足球十问》对我的人生经历产生了重大影响。体育显然是干不下去了。几个月后，我被“因人设事”，调至《新民晚报》评论部任常务副主任。正是因为这一闲职，才使我有时间接触互联网，以至于后来混入了互联网业界。《新民体育报》也被改组，张攻非任体育部主任兼《新民体育报》主编。那个原来我属意让其接班的“小嫩”季方，也没有了方向，至今仍在那里当副主编。那个马德兴，后来去了《体坛周报》，听说已是副主编了。只有那个老田，至今仍在《新民晚报》体育部，默默无闻地当一个普通编辑。不过，听说一切都好。平安即是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