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北京，收到一封邮件，是迫田胜敏先生从日本发来的。他在信中告知，他已离开日本《东京新闻》社，辞去几十年的新闻工作，即将去台湾的淡江大学任教。迫田先生早年留学台湾，看来，他对台湾还是深有感情。

迫田先生是我最要好的一位日本友人。1987年，《新民晚报》在主办中国围棋天元赛的基础上，希望举办中日之间的天元比赛，这一年的冬天，我在北京同日本棋院的常务理事大枝先生洽谈了此项赛事的可行性。时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的陈祖德先生和副主席王汝南先生，都对此项赛事，表现出少有的热情。大约三周之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日本朋友打来的。他自我介绍，他叫迫田胜敏，是日本《东京新闻》驻上海的记者。他说，他受日本“新闻三社连合”的委托，希望同我具体接洽中日围棋天元赛的事宜。《东京新闻》所在的日本《中日新闻》同《西日本新闻》、《北海道新闻》共同组成了一个新闻的联合体，就叫“三社连合”。其中，以《中日新闻》以及所属的《东京新闻》影响最大。可以说，正是由于我同迫田先生的谈判，直接促成了中日之间最有影响的赛事之一：中日围棋天元赛。这项比赛，一办就是十几年。

迫田先生比我年长十几岁。当时，我初见他的时候，他的头发早已白了。满脸的沧桑。他无疑是一位十分敬业的记者。在上海期间，他写下了不少中肯客观反映上海发展的文章，为日本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上海，做出了贡献。他生了三个女儿，我记得，当年见他的小女儿，其中文水平，比他这位“中国通”还要好。他的太太，是一位典型的日本女人，小心持家，给我留下十分好的印象。正是因为迫田先生，我所在的《新民晚报》的和日本的《东京新闻》，结下了友好的关系。成为姐妹报。因为迫田先生，我后来还认识了中川先生、川村先生等日本记者，并成为好朋友。

迫田先生一生对中国友好。80年代，他曾经沿着当年中国红军走过的路线，进行了一次长征式的采访。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中西部的报道。这样一位日本记者，也算是日本记者中的另类。同时，他还十分关心中国的未来，写下不少中国未来发展的文章。他曾经对我说，中国有希望，但是希望中国人好好把握。历史的机会，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珍贵的。我记下了他的话。一生也在为此努力。

迫田先生后来调任驻北京的记者，几年后又调回上海。世纪初，他又曾以返聘的身份，去台湾做驻地地记。90年代，他奉命回到《东京新闻》，担任编撰委员，主持日本《东京新闻》的笔政。说来巧合，同我当时做的工作差不太多。1991年，我曾随中国业余围棋代表团赴日，曾专门去《东京新闻》看望他。他还是一如既往，恪守其做新闻的原则，坚持独立思考，写下了不少涉及中日关系的好文章。其间，他曾多次来中国，每次来，都要同我见面，一起喝酒。喝酒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

迫田先生当年，曾帮助我做了两件事。一是1988年，协助我疏通关节，向当时的台湾新闻局长官（邵玉铭先生）提出我赴台采访的申请。另外一件事，则是在1991年的年末，帮助我太太去日本留学。当然，1990年，我在北京亚运会经受挫折的时候，他也是唯一跑来看望我的外国记者。朋友，应该都是患难之交。而且，我们之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知道，迫田先生非常热爱新闻工作。他的家境，似乎并不太好。拖家带口，生活不算宽裕。依他的才能，以及他在日本各界的人脉关系，他完全可以活得更好。但是，他坚持自己的生活准则，以新闻人自重，完全将各种利诱丢之一边。他常对我说，他是新闻记者，知道做记者的本份。这番话，曾经对我产生重大影响。我一直希望做一个好记者，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从某种角度说，是受了他的影响。他是一个榜样，做记者做到老，而且一直乐此不疲。我敬佩他。

收到迫田先生的邮件，我很是感慨。晚上睡不着。我给他回了信，对他的离职，感到一丝难过。依他的精力，他完全可以做下去。当然，我没有说，他只是说，对他去台湾，感到高兴。同时，我告诉他，我的儿子，今年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也要到北京去读书了。有机会来中国,请他一定告知.我和我儿子会请他喝酒。

我在信的末尾说，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