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水书记与刘总工费厂长之间的斗法，其中写到水书记的魄力，以及刘总工费厂长们这些知识分子的书生气。我虽然是个匪气十足的奸商，但身上多少也是带着一点头巾气，每每考虑到单干时候，总是底气不足，在与那些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同行斗法时候，常觉得投入必须很大，不是单拿脑筋算计那么简单。究竟其中什么原因导致两种人的思维差别？我到今天还没考虑岀正确答案。

最近大家都在关注台湾政坛，对于马英九这个人的评论，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很有知性很有理性的人。在倒扁开始时候，我一直留意他的动作，他当时提出由法律主导的思想，我当时觉得很有道理，因为照理论上说，民主政权下对政府的意见，可以通过投票换届和法律裁定来解决，不需要搞上街游行的运动。

但几个月下来，倒扁不成，扁依然坐得稳稳当当，马英九反而江山不稳，他领导的蓝军被边缘化的宋楚瑜拖着走，诺大国民党异常被动。是他的法治理念不对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马英九的法治理念没错，他错就错在没能以一个领导人的身份强力推广他的理念，而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则是他对舆论这个载体的认识。从马英九目前处理问题的手法来看，他一直认为舆论是理性的载体，是可以通过讲道理，让舆论将信息传播到公众耳朵里的。他说出洒家自有妙招时候，我开始觉得他没辙了。

舆论怎么可以是理性的？人为什么会传播舆论，那是因为舆论中有噱头，有噱头才令人们有兴趣传播，这话说着虽然低级趣味，可人不就是低级趣味吗。如果舆论只是张家今天吃葱烧鲫鱼李家孩子上幼儿园这等小事，舆论是无论如何传播不开来的。舆论传不开来，就意味着领导者的影响力只能达到身边几个人，而不能影响到公众。所以才有讲理的马英九越来越被动的局面，因为民众听不到他的声音，就不知道他想做什么，既然不知道他想做什么，民众就跟着其他提出合乎他们心意口号的人走。

这是知识分子的通病，知识越多，做人越规矩的，越知道什么不能做。别人还没约束他，他自己先约束了自己，做事束手束脚，失去的是机会和影响力。相对的，那些不知道什么不能做，或不在乎什么不能做的人，先说了再说，让公众的目光关注过来，然后让社会来约束他。后者，社会约束得了他们，他们会成为很成功的人，社会如果约束不了，他们就是问题人物。所谓治国之良相，乱世之枭雄，说的就是后者这些人。

即使在目前文坛炒作上也是这样，圆通讲理的发制永远没有力量。但是剑走偏锋，有点极端，有些纰漏的发制，却可以一鸣惊人。

这就好像鲁迅在一篇散文里面说的，有人想在墙上开窗获取通风光线，可不获批准。有人干脆提出将整堵墙砸了，获取通风光线，审批的人却批准开窗。同样的目的，可是，用不同的手法提出，获得不同的效果，可见人无理性可言，跟人讲理性，是美好幻想。

我的认识目前到这个阶段，我想，关于领导人物的魄力，如果有时间将历史上的领导人物梳理一遍，比较他们的发言，尤其是比较一下竞选人双方之间的较量，可能是个很好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