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在1994年的秋天。电影不太景气，我却开始学电影了。

    那时候，每周一次到北京电影洗印片厂看电影，是天下难得的美事。塔尔可夫斯基的《安德烈·鲁勃廖夫》与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就是在那里看的，被前者震撼得一塌糊涂，被后者吵得有点神经质。

    接着，便知道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在大学生电影节放映电影的总后礼堂，第一次看到了范元的《被告山杠爷》和谢飞的《黑骏马》。那是在1995年，围绕着世界电影诞辰百年的话题，竟是哈姆雷特的经典疑惑：活着，还是死去。如果没有大学生电影节，我不知道在哪里还能够看到这些相当优秀但缺少票房的国产影片。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心情，那是一种面向银幕的致命的关切和悲壮的朝圣。

    没有想到的是，从1998年开始，我竟然作为“专家评委”参加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这是我参与的第一个电影节，受宠若惊的原初体验贯穿着始终。在我的印象里，那时的“专家评委”真的非常年轻，没有一个超过40岁，这就是我们的全部资本。评委会主席周星老师和王一川老师，一个风度翩翩、谈吐有致，一个沉静儒雅、博学深思，使评委会弥漫着一股令人怀想的知性魅力和青春气息，而这正是大学生电影节努力营造并衷心期待的氛围。在北京市电影公司的放映室、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艺术影院，我们看电影，谈电影，评电影，让自己连续几天沉醉在电影之中，过着一种非人的电影生活。然后昏天黑地地走在大街上，总想告诉任何人自己看了很多的电影。这样的日子，真的是太独特，太美好。

    其实，作为“专家评委”，我最想评的是“最佳观赏效果奖”和“艺术创新特别奖”。这两个奖项，应该是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特别创造，在中国其他电影节中从未出现过的。在我看来，参赛影片得到了这两个奖，便跟得到了最佳故事片奖一样，应该不会有什么遗憾。《新龙门客栈》、《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爱情麻辣烫》、《不见不散》、《卧虎藏龙》、《大腕》、《英雄》、《天下无贼》、《如果·爱》、《爱情呼叫转移》等影片，都得到过最佳观赏效果奖。可以看出，大学生的观影趣味，并不一定偏离市场的导向。好看的电影就是好看，无论是谁都会喜欢。

    有趣的是，最佳故事片奖每年都会评出一两部，但艺术创新特别奖可不是年年都有的。从1999年开始到2001年，连续三届大学生电影节，艺术创新特别奖都是“空缺”；即便评委们往往会因此争论得死去活来，甚至伤了本不该伤的和气，但要登上此榜，没有特别的艺术创新肯定是不行的。可见大学生电影节的评奖标准，端的是宁缺勿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2002年开始，艺术创新特别奖慎重地改换了名称，成为“艺术探索特别奖”或“优秀艺术探索奖”。张扬的《昨天》、孟京辉的《像鸡毛一样飞》、李少红的《恋爱中的宝贝》、宁瀛的《无穷动》等影片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青睐；跟此前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李欣的《谈情说爱》等影片一起，成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评出的最“艺术”的电影。

    另外，作为“专家评委”，我眼中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除了“青春”和“文化”之外，还要加上“人性”这个关键词。几乎没有什么官僚作风和商场气息，也没有什么繁文缛节和潜在规则，只有电影本身才是最后的目的。这样的电影节，往往能在权力和金钱之外，发现电影最温暖的人性与人性最温暖的电影。从历届获奖名单也可以看到，大学生电影节对影片的态度和对影人的选择，一般都是不从流俗甚至主动引领舆论的；而不定期评出的一些特殊奖项，如喜剧片特别奖、儿童演员特别奖、特殊教育奖、民族精神特别奖、纪录片特别奖、科教片特别奖以至电视电影最佳表演搭档奖等等，显然不是为了增加奖励的名额以便博得皆大欢喜，而是真正从大学生评委和“专家”评委的内心出发，体现大学生电影节独有的使命意识和强烈的人性诉求。

    话说回来，“青春”、“文化”而又“人性”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不仅见证着主办方超凡脱俗的运作能力，而且考验着评委们与时俱进的智力和体力。年近40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老了一些，有些故事和情感实在无法体会，有些激情和梦想已经感觉遥远；现在只能暗暗地佩服自己，当年竟有坐在一个座位上连看7部电影的勇气。

    那种非人的电影生活，可能真的只是属于20岁左右的大学生和40岁前的“专家评委”。而15岁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激情勃发的青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