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香港电影史研究的新格局

——评赵卫防的《香港电影史（1897－2006）》

李道新

香港电影史研究绝对是一个后来居上、生机勃勃而又引人瞩目的学术领域，这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迄今两岸三地与海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可见端倪。无论是香港电影资深史家余慕云收集整理的香港电影史料，还是林年同、刘成汉、舒琪、李焯桃、罗卡等著名学者策划编辑的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以及香港电影资料馆编辑出版的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等等，都为香港电影史研究打下了较为重要的基础；而在具体的香港电影史写作实践中，除了上述学者之外，包括石琪、吴昊、卓伯棠、廖金凤、焦雄屏、傅葆石、钟宝贤、容世诚、黄爱玲、何思颖、陈清伟、朗天、洛枫、游静、胡克、周承人、李以庄、王海洲、张燕以及查奕恩、大卫·波德威尔等在内的中外学者，都为香港电影史研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也正因为如此，一部充分整合已有的电影史料和研究成果，并在电影观念、历史观念以及电影史观等方面力求创新的香港电影通史，便成为海内外香港电影爱好者及电影业界、电影学界的殷切期待。赵卫防的《香港电影史（1897－200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应运而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方读者的愿望，而且开创了香港电影史研究的新格局。

作为内地第一本“以通史形式专论香港电影从最早期到21世纪的发展”的香港电影史（罗卡语，《序》第2页），《香港电影史（1897－2006）》尽一个内地学者的最大努力，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了此前相关领域的电影史料和研究成果。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在第一手报刊文献和影片文本方面仍然有待进一步充实和提高，但作者占有的材料，已经达到了同类著作尤其是内地相关研究中的较高水平，并能据此有效地建构自己的香港电影史研究框架。应该说，这种努力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充分整合已有的电影史料的学术姿态，在当前的电影研究实践中是难能可贵的。

难能可贵的地方还在于：作者不仅具备明确的编年史意识，而且秉持综合的电影观念，主要从香港电影工业、香港电影类型、香港电影作者及其与香港文化、香港社会之间的关系出发，阐述百年香港电影的流变，并结合此前电影史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对其中某些重要的电影公司、电影人物和电影作品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评价。尽管由于体例所致和篇幅所限，无法深度观照重要的电影作者和影片文本，但全书对香港电影从体制到企业、从技术到美学等各个领域的纵横捭阖、条分缕析，已足显作者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与超乎寻常的逻辑思辩能力。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香港电影史（1897－2006）》成为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也最有层次感、最具可读性的香港电影通史之一。

众所周知，香港电影以其历史之久、产量之多、状貌之繁著称于世，要在如此多样芜杂的香港电影世界中整理出一以贯之的思路，并以简明扼要的纲领厘清香港电影百年的演进脉络，对任何学者都极具挑战性。这也是迄今为止，有关香港电影的通史性写作还较少有人涉足的关键原因。《香港电影史（1897－2006）》不避繁难，以令人佩服的治史功夫和不可多得的学术勇气，主要根据香港电影工业的转变历程及其显现出来的类型特征和精神内蕴的演变轨迹，将香港电影划分为初创时期（1897－1945）、延续时期（1945－1955）、黄金时期（1956－1966）、过渡转型时期（1967－1979）、繁荣时期（1979－1993）与风格化时期（1994－2006）等6个历史时期，可谓删繁就简、切中肯綮。如此分期的结果，既在最大限度上顺应了百年香港影史的自然节律，又在可能范围内比照出香港影史之于内地、台湾、东南亚以至全球电影的异同，突显香港电影的本土特色及其在各种文化之间“左右逢源的优越性”（第1页）。

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赵卫防即师从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李小蒸、邢祖文等前辈研习电影史论；此后，主要以香港电影为研究对象，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博采众长，取得了为人称誉的学术成就。作为内地香港电影研究的重要成果，《香港电影史（1897－2006）》开创了香港电影史研究的新格局。在为赵卫防的学术成就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庆幸百年香港电影拥有了一部完整、系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