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周星驰

—— 从《长江七号》说开去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李道新

    很多年以后，我们会比现在更加怀念那些看电影的日子。

    看过很多电影。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但我们总会记住一个人，他把我们带进很久不去的电影院；或者，在我们倍感寂寞或身心劳顿的时候，默默地现身在电视机或电脑里，陪着我们一起“哈－哈－”地干笑着并在无由中伤神。

    我们总会记住的这个人是周星驰。我们可以离开很多已经做过或正在做着电影的电影人，但我们离不开这个“无厘头”的周星驰。我们需要他。

    看过《长江七号》，才知道没有周星驰的世界是多么冷酷，与此同时，没有周星驰的人生又是多么空虚。如果不是又在《功夫》之后等了三年，如果不因周星驰逐渐开始躲在了自己的作品后面，甚至，如果这部“温情的科幻电影”片长不那么短、结束得不那么突然，我们还不会这么早地认识到这一点。看过《长江七号》，我们终于吃惊地发现，有一些最大众的立场我们都没有坚守；而在现实中或银幕上遍历数不清的酸甜苦辣之后，有一些最基本的情感，我们都不懂得体会和珍惜。

    比如，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拍电影。诚然，《长江七号》不是当前国产影片中唯一取材于民工生活的影片，但可以肯定地说，《长江七号》是这些影片中姿态最低、体验最深也最具诚意的作品。影片里，包工头与民工之间的关系、“先吃饭后吃水果”的对白、廉价买来的伪劣电风扇以及父子俩共同对付墙上蟑螂、父亲从垃圾堆里为儿子捡拾玩具等等，许多底层生活的细节，尽管是以某种喜剧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但内蕴的凄楚和伤感足以撼落观众眼里的泪花。因为坚守在最大众的立场并正视着底层民众的愿望，大众便认同了影片所要讲述的故事和表达的情感；即便还要面对一个匪夷所思的超级太空狗“长江七号”，也宁愿从“科幻”的梦境中一一找寻曾经的过去与温馨的记忆，前所未有地回归日常的现实与自己的内心。伴随着那些可以预期甚至必然出现的“无厘头”，即便在曹主任挖鼻孔与太空狗喷稀屎的恶心段落，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被逗得笑出声来。同样可以肯定地说，周星驰自始至终都站在底层民众的这一边，延续并发展着香港电影的草根传统，自始至终都在张扬着电影的大众属性。事实上，周星驰和香港电影所秉持的这种草根传统，一定程度上根植于1949年以前中国早期电影的深厚土壤，并得到过最大多数本土观众的良好口碑和票房支持，但在当前的中国电影语境里，真正地面向大众竟会成为电影人最难的选择。

    国产电影最难抵达的境界，还包括那些发自内心的基本情感。在不算太短的一段历史时空中，为了所谓的宣传教育、思想深度、艺术品质甚或票房业绩，一部分中国电影人非常努力地回应着名利的诱惑与权钱的号令，忘记了手中的摄影机到底是为什么要表情达意。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周星驰及其《长江七号》里，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儿童对玩具超乎寻常的执迷，以及一个父亲对孩子恨铁不成钢的期许，都会突然明白，原来我们也深藏着这样的情感，只是因其过于本真而不屑于点点滴滴地外露和大张旗鼓地宣示。也就是说，我们懂得了世界的复杂，却失去了内心的单纯；习惯了理性的审思，却忘记了感性的快乐。在这样一个优胜劣汰、强者生存的竞争时代，是周星驰一再告诉我们，即便是最小的人物，也有做梦的权力。

    这样，到了影片最后，当周星驰饰演的民工父亲，正在力图从张雨绮饰演的旗袍得体、身材迷人、性情温雅的袁老师那里获得爱情的时候；当徐娇饰演的主人公小狄回想起已逝的“长江七号”暗自感怀，而成百上千只太空狗争先恐后地奔向镜头的时候，我们不仅希望父子俩梦想成真，而且以为这样的结果就是电影留给我们每一位观众的善良的馈赠。

    我们需要周星驰。即便仍有人指责《长江七号》太过简单，但我们同样也能听到这样的声音：看周星驰的电影要用心，要仔细体会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那都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