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台湾导演李行结缘于1998年秋天的重庆。在第七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主办的“重庆与中国抗战电影”研讨会上，我作了题为《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的发言，提出要把重庆电影重新放回历史语境并重写抗战电影的学术观点。发言刚一结束，李行导演就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我面前递上他的名片，并鼓励我好好研究。

    1998年的我，正当生活与事业的最低谷，正在考虑是否应该为了生存而放弃学术。面对李行导演的率真举动，我感动得手足无措。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不相信一个导演能够真正理解一个学者的私语，就像不相信一个学者能够完全走进一个导演的心灵一样。可李行导演不仅听懂了我的发言，而且给予我最大限度的支持。两年后，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电影专著《中国电影史（1937－1945）》，在专著后记里，我写下这样的句子：“我知道，我能够不断回报李行先生的，只有我在中国电影史研究方面不断创新和拓展的学术成果。”

    1999年10月下旬，有幸受李行导演亲自邀请，参加第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暨“两岸电影五十年：李行－谢晋影展研讨会”并随同台湾电影代表团游览上海和杭州。毫无疑问，业界和学界都是把李行和谢晋当作中国电影五十年的杰出导演看待的，人们都在饶有兴味地探究两位大师在电影创作方面的非常成就。但我在心里表示，李行的儒雅、宽厚和为未来、为国家、为电影的无私境界，是任何一个中国电影人都无法企及的。

    后来，在各种重要的电影场合，都能看到李行导演辛勤的身影。为了不给导演添乱，我一般都在远远地观望。2005年年末，在中国电影界庆祝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李行导演满怀激情地表示，两岸统一，可以先从两岸的电影合作开始；电影合作不行，可以先从共同的电影史写作开始。为此，与会中外各界均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我记得当时的我眼眶湿润了。那个学期，我正在北大开设《中国电影史》台湾部分的通选课，我把李行导演的观点讲给学生，学生们同样报以热烈的掌声。

    最近一次见到李行导演是在上两周的中国传媒大学，为了《中国电影图史》。本来我是准备谈一谈李行导演对电影史学的卓越见识并阐述《中国电影图史》的独特意义的，无奈发言是按资历指定顺序。我的激情逐渐冷却，也没法当面表达我对这一代中国影人的尊重之情了，但愿李行导演不要以为我对他的知遇之恩漠然处之。

    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在台湾电影史因而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杰出的电影导演，李行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此前无人做到，相信此后也无人能及。《中国电影图史》的意义不在它的学术性，在于它凝聚着李行、吴思远等港台“教父级”影人的大量心血。从此以后，中国电影史写作将进入一个彻底的个人时代。

    就像我现在所作的一切。但我在中国电影史研究中能够走到今天，也在很大程度上益于我与李行导演的结缘，我的所有文字，都在很大程度上是献给他的。

    李行导演生于1930年，是我愿意认同的精神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