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赢得了孩子们的同情，却得不到任何回应。伊莱恩发言了。
“我要求你们所有人，非常仔细地思考舍普赫德先生对你们提出的请求。如果想起任何事情——任何事情都行——觉得应该让我们知道的，请告诉我们。你们可以跟我或者芬茨老师谈，绝对保密；又或者，如果你们觉得跟自己父母说会比较放心，那说完让他们打电话给我也可以。”她把脸色一沉，“我知道，出于对詹妮的某种错误的忠诚感，你们太善于保持沉默了。”她转向我，“芬茨老师，我们要走了，你继续上课吧。”
   我看得出来，迈克尔舍普赫德很失望，他还没从女儿同学的口中得到任何信息，不想就这样离开教室。可是，他没有选择，只得跟在伊莱恩身后走出去。离开时，他朝我点点头。我露出微笑，想说点什么，可是还没来得及找出什么合适的话来，他就已经离去了。他耷拉着脑袋，如同一头走向屠宰场的公牛，所有的力量和意志都已经消耗殆尽，只剩下绝望。
***
   树林里，交通噪音仿佛被一道落在身后的隔音窗帘挡住，微弱了许多。雀鸟在歌唱，微风叹息着穿过树木的枝桠，带起一阵流水般的沙沙声。我的脚踩在坚实的黑色土地上，发出规律的脚步声，为我的呼呼喘气声伴着奏，时不时还点缀着把衣袖拉扯一下再放开的细小树枝发出的抽打声。高大的老树盘根错节，头顶着长满鲜绿新叶的树冠。阳光从枝叶之间漏进来，投下斜斜的光束和斑驳的光点，在树影里一闪即逝，灿烂而耀眼。有那么短暂的一会儿，我几乎陶醉其中。
   我跑上一个绵长陡峭的山坡，脚趾在腐化的落叶中寻找着落脚点，心脏砰砰乱跳，肌肉如有火烧。地面的泥土像巧克力蛋糕一般醇黑肥沃，柔软度足够合适。去年夏天，我曾经在硬如铁、烫如火的地面上跑过步，那种路烙得人脚踝生疼。我还试过在深冬冰冷天气中的湿滑泥泞里跋涉，溅起来的黑色泥点像焦油一样排在我的裤脚后面。相比之下，此时此地的条件可说是完美。没有借口，于是我奋力向上，一直爬到山顶。当我领取回报，冲下另一边的下山斜坡时，感觉自己在飞。
   当然，这样的快感片刻就消失了。我的双脚开始抱怨这趟苦工，大腿的肌肉开始作痛，但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不适，我可以忍受。然而，我的膝盖也在抗议，这就比较严重了。一个不小心，我的脚步落在一个不平的地面上，左边膝盖受到震动，一阵刺痛顿时沿着大腿外侧直钻心窝。我看了看手表，吃惊地发现离家已经超过半个小时；我已经跑了大约三英里半的路。等我回到家里，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一次正常跑步的长度了。
   我来了个180度大回转，沿着一条跟来路平行的路线往回跑。踩着原路回去会让我有种沮丧的感觉；我不喜欢。新的路线带我沿着一条高出地面的小堤跑，两边都是陡然落下去的凹地。这里的路面很干很脆，爬满树根。我立刻减慢了速度，以防扭伤脚踝，双眼紧紧盯着前方的地面。尽管如此，我还是中招了，踩在一条急剧朝下转弯的滑溜树根上，脚一滑，闷哼一声，往前一扑，双手大张着趴在了泥地上。我保持着这个姿势，沙哑地喘着气，呆了一会儿，周围的树林一时寂静无声。慢慢地，我忍着痛苦，收起双手，爬起来坐在脚后跟上，检查伤势。没有摔断骨头，没有出血。很好。我拍拍粘有最多泥土的双手和膝盖。会有些瘀伤，也许右手手肘会有些轻微擦伤，没什么大不了的。我顺手攀着旁边的一棵树站起来，一边舒展双脚，一边疼痛地皱眉皱眼，同时庆幸没有人看到自己摔跤。我往前弯腰拉一下脚筋，然后小小地走了一圈，聚集继续跑步的动力。正准备重新出发时，我停下了，皱起了眉头：有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眼角余光捕捉到一些奇异之处，一些不合此处环境的事物。尽管如此，尽管我一整天都想着那个失踪女孩的事，我却还没开始担心。
   我踮起脚尖，透过渐浓的黑暗朝那个方向张望。左边的凹地下面，有一棵老树倒在地上，导致密布的树冠间出现了一条空隙，一束阳光照亮了裂缝下面的一片灌木丛，如同一个舞台。凹地里长满了野生风信子，挤在倒下的大树周围，盛开的花朵汇成一片朦胧的蓝紫色，跟上面那清澈的傍晚天空相映。空地四周，排满银白色的白桦树，树皮上有一道道显眼的黑色条纹，新发的树叶透着酸苹果的绿色。细小的苍蝇和昆虫们在花瓣上不知疲倦地飞舞着，身上反射着的阳光把它们化成了金色。
   然而，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这些。我皱着眉，双手叉腰，扫视着空地。有些东西不对劲。是什么？树、花、阳光，很美——然后呢？
在那儿。在那一片风信子之中，有白色的东西，颜色苍白，就在树干之后。我小心翼翼地侧身挪下小堤，想靠近一些，努力看清楚。风信子的花茎在运动鞋下折断，漂亮的叶子随着我的移动而尖声抗议。我一点点地往前，靠得更近，可以看到——
一只手。
   仿佛被人打了一拳一般，空气从我的胸腔一涌而出。我觉得，我立刻就明白眼前看到的是什么了；我知道，自己发现了什么东西；然而，某种力量拉着我继续往前走，促使我绕过那棵老树的树干，谨慎地走过它那腐坏得软脆而中空的断裂处。伴随震惊而来的，还有一种不可避免的感觉，一种自从得知詹妮失踪之后就一直预期着这一刻的感觉。当我在树干旁边蹲下来时，心脏敲打得比刚才爬上最陡峭的山坡那时还要快。
   詹妮躺着，紧贴着倒下的树干，几乎就在它的下面，一只手仔细地搭在窄小胸脯的中间，双脚优雅地并拢在一起。她穿着牛仔裤，黑色匡威鞋，身上的羊毛大衣本来是粉红色，但现在袖口附近已经变成了灰色。我刚才看见的手是左手，离开身体斜甩在一旁，搁在花丛之中，仿佛是被丢在那里。
   近看起来，她的肤色苍白中透着蓝气，指甲跟陈旧瘀伤一样呈灰紫色。不用碰她，我也知道她早就没救了，可我还是伸出手去，用一根手指的指背碰了碰她的脸颊。寒意从没有生机的躯体传来，令我打了个冷战。我强迫自己望向她的脸、看着她的五官，想确认心中明知的事实，也明白自己将永远无法忘记这一幕：一张颜色灰暗的脸，披着凌乱肮脏、纠结黯淡的金发；眼睛闭着，眼睫毛在没有血色的脸颊衬托下形如黑色扇子；嘴唇发灰，没有血色；由于下颌松弛，她的嘴巴被拉得张开了，牙齿显得比活着时更加突出，嘴唇在牙齿上绷得细长。她的脸和脖子上都有暴力的痕迹，不会有错：脸颊上的黑点、纤弱锁骨上的黑印，都是瘀伤，颜色已经变淡。她的下嘴唇有一道细长的黑线，是一条窄小的伤口，血迹已经干得发黑。
   她被丢弃在这里。某人完事之后，把她的遗体摆成这样，似乎是有意让人发现。这个怪异的姿势是对殡仪馆展示遗体方式的拙劣模仿，是尊严的滑稽表现，它无法掩饰詹妮曾经遭受过的真实对待：虐待、伤害、遗弃、死亡。她才十二岁。一切无限潜能，都归于虚无，只剩下宁静树林里的一具空虚躯壳。
   刚才的我，以一种近似医生的超然观察着詹妮的遗体，检查每一处细节，却没有真正地吸收眼前的一切。然而此刻，仿佛脑海中的一道堤坝突然崩溃，所有的恐惧如同海浪一般奔涌而来。我对詹妮的一切担忧都成了真，而且比我的想象还要糟糕。血液在我的耳中咆哮，脚下的地面开始倾斜。我用双手紧紧捏着水瓶，清凉起伏的塑料触感带来令人安心的熟悉感。我的全身被汗水湿透，却感到冰冷发抖。一阵阵恶心冲刷着我，我哆嗦着把脑袋挤进双膝之间。我难以思考，无法移动，四周的树林失控地旋转着。有那么一会儿，我的眼前出现了同龄的自己——同样的发式、同样的脸形，       但我还没死，我是那个活下来的人……
   若不是忽然被惊醒，我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才能恢复神志。在我身后某个不太远的地方，有一条狗哀鸣了一声，音调焦虑，然后像是被截断一般突然消失了。意识随即冲回我的脑中，如同特快列车。
   万一这里并非只有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站起来，睁圆了双眼环顾这片小空地，提防着身边发起的任何突然动作。我正站在一具被某人——估计是杀害她的凶手——丢弃在此的尸体旁边。我曾经在书上看过，凶手有时候会返回来查看尸体。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恐惧紧紧攥住了我的喉咙。微风又一次穿过树林，掩住了其他所有声响。一只小鸟从我右边的藏身之处呼地窜了出来，在枝桠间迅速跳跃着飞到了上面的开阔空中，把我吓了一大跳。是谁惊扰了它？我应该呼救吗？这里是树林的深处，谁能听到我的声音？是我自己刻意寻求独处，才跑到了这个地方。愚蠢、迟钝的莎拉……
   幸好冷静的判断力在彻底慌神之前压制住了越来越竭斯底里的心神。莎拉，你真的很笨呀，口袋里就装着手机，等着你去用啊。我把它掏出来，松了一口气，几乎哭起来了。然后，我看到屏幕亮起，显示只有一格信号，又惊惶起来。信号太弱了。我紧紧抓着手机，跌跌撞撞地跑回陡峭的小堤。它的坡很陡，很难爬，我用空出来的手乱摸乱扒地寻找着着手点，青草和树根被抓得纷纷掉出松软的泥土，一连串的“拜托、拜托、拜托”在我的脑海里振荡。爬上小堤之后，屏幕上立刻多出两格信号。我背靠着一棵结实矮壮的老树站着，心脏跳得如此激烈，连背心的领口都抖动起来。我在手机上用力按下999，心中产生了一丝虚幻的感觉。
  “紧急呼叫中心，需要什么服务？”一个带点鼻音的女声问道。
   “警察。”我喘息着，还没从刚才的攀爬和震惊中缓过气来，胸膛仿佛被一条带子紧紧缠住，压迫着我的肋骨，不知为何，就是无法吸上一口足够深长的气。
   “转接中，谢谢。”她似乎觉得很闷，这几乎让我发笑。
   “咔哒”一声，另一个声音响起：“你好，这里是报案中心。”
   我吞了吞口水：“是的，我——我发现了一具尸体。”
    接线员的回答里没有一点惊讶：“一具尸体。明白。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竭尽全力描述这个地方，接线员却还不断地追问更多细节，问得我手忙脚乱。这里没有便利的路标，也没有什么可作参考点的建筑，想要准确定位我的位置确实很困难。当她问我，是不是在主干道的东边时，我完全晕头了，先回答是，然后又自相矛盾。我觉得脑子里的思想全都失真了，仿佛受到静电干扰一般。电话那头的女人很有耐心，甚至很亲切，却反而令我为自己如此无能而感到更加沮丧。
  “不要紧，你做得很好。请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好吗？”
   “莎拉芬茨。”
   “你还在尸体旁边吗？”接线员询问。
   “我在附近，”我尽量准确地描述着，“我——我认识她。她名叫詹妮舍普赫德。她的失踪已经报过案了——我今天早晨才见过她父亲。她——”我哽住了，拼命忍住泪水。
   “有没有生命迹象？你可以帮我去看看她还有没有呼吸吗？”
   “她摸起来很冰冷——肯定已经死了。”盖住她的脸庞吧。我觉得头晕目眩。她死得太年轻了 。
   泪水盈满我的双眼，身边的树林再一次旋转起来。我伸手去抚摸身后的大树。它是那么地稳固而真实，让我安心。
   接线员说：“好了，莎拉，警察很快就能赶到你那里。你只需要做好准备，保持手机畅通。他们可能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更多信息。”
   “我可以走到路边去的。”我提议。此地的寂静突然沉重地压迫着我，藏在凹地下面那棵树后的东西令我毛骨悚然。
   “留在原地就好了，”接线员坚决地说，“他们能找到你。”
   她挂机之后，我瘫坐到地上，手里仍然捏着手机。它是我的生命线。微风渐渐强劲起来，虽然有外套，我还是觉得很冷，寒入骨髓，筋疲力尽。但是，不要紧。他们正在赶来。他们很快就能赶到。我只需要，等待。
 

1992年 失踪三小时 
   听到妈妈的呼唤，我马上跑进厨房。刚跑进屋里时，感觉很奇特。里面黑暗清凉，仿佛进入了水底。光脚下的瓷砖触感冰冷。厨房桌旁摆着两把椅子：一把是我的，一把给查理。我坐进其中一把。妈妈已经倒好两杯牛奶，我拿起自己跟前的一杯猛喝了一口。甜蜜冰凉的液体流入喉咙，落入胃中，带来的凉意在全身扩散开去，使我打了个哆嗦。我轻轻把杯子放下，没有发出响声。
   “你洗手了吗？”
    她面对着炉子，头也没回。我看看双手。太脏了，没法撒谎。我叹了口气，跳下椅子，走到厨房的水池前，先让清水在指间流淌了一会儿，才掬起手成杯状，盛满水，直到漫出来。虽然双手粘满了泥土和汗水，可是，反正妈妈没有在看，我就偷懒没用肥皂。清水敲打着水池，掩过了妈妈的声音，直到关上水龙头之后，我才听见妈妈在跟我说话。
   “我在问你，哥哥哪儿去了？”
说实话感觉像是背叛，于是我说：“我没见到他。”
   “上次看见他是什么时候？”不等我回答，她就走到后门往外张望，“说真的，他应该不会错过茶点的呀。告诉你啊，等你像查理那么大的时候，不准变成叛逆少年。”
   “他不是少年。”
   “还没到年纪，可他有时候挺像的。等着瞧吧，爸爸知道以后看他怎么办。”
   我踢着椅脚。妈妈说了一个我知道自己不该听见的词。虽然我非常清楚自己绝对不能重复它——至少不能当着她面说——但还是把它记在心里了。妈妈回到炉子前，负气地用力舀起烤薯条盛进碟子，有几条滑落在地上。她“喀喇”一声撂下勺子。茶点送上来时，我的碟子装满了食物：两只鸡蛋闪着油光盯着我看，旁边垒着一堆薯条，活像抽杆游戏用的小木条，摇摇欲坠。我小心地从薯条堆最底下抽出一条来，把尖的一头扎进微微抖动的圆鸡蛋里。黄色蛋黄溢出来流到碟子上，跟我乱涂在所有食物上的番茄酱混合在一起。我以为妈妈会骂我玩弄食物，但是她没有理我，留下我自己吃东西。我听见她走到了屋子前面，在喊查理。我全力消灭那堆薯条，咀嚼的声音在安静的厨房里显得格外刺耳。我吃啊吃，直吃得胃部生疼、下巴劳累为止。妈妈回来时，我以为她看到碟子里还剩下食物会生气，可她只是把东西倒进了垃圾桶，什么都没说。
   我继续坐在桌旁。满肚子的食物撑得我头晕脑胀。妈妈到门厅去给爸爸打电话，声音焦虑得有点走调。而我，虽然不是惹麻烦的人，却也紧张起来。
   厨房里那个闹钟的指针已经转了一圈，查理还是杳无踪影。我开始害怕了。不知为何，也不由自主地，我开始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