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
花园里，我趴在一张粗糙的格子呢野餐布上，假装在看书。此时正值下午时分，阳光火辣辣地照在我的头和背上，炙烤着我的脚板底。今天学校老师要去培训，所以放假，我多出了好几个小时的自由时间。野餐布上铺着一些草，是我从草地里拔来的；身上裸露的皮肤碰到它们时，感觉痒痒的。我的头昏昏沉沉，眼皮老想耷拉下来。无论我多么努力去看，书上的字依然像蚂蚁一般爬来爬去，不肯乖乖排成整齐的行列。于是我放弃了，把书推到一旁，把头埋在了手臂里。
炎热的天气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把青草烤成了黄色，奄奄一息，在野餐布下噼啪作响。蜜蜂在夏日的玫瑰里哼唱。不远处有一辆割草机发出嗡嗡的鸣响。厨房的收音机里传出一个抑扬顿挫、节奏分明的女声，偶尔夹杂一段音乐，话语模糊不清。我的哥哥在屋外的墙上打网球，发出规律的“嘭－嘭－嘭”声。球拍、墙壁、地面。“嘭－嘭－嘭”。我问过他，可不可以跟他一起打。可是他宁愿自己玩，也不愿意跟我打。谁让我比他小四岁、还是个女孩子呢？
我透过手臂的缝隙瞄出去，看着一只瓢虫在一片草叶上攀爬。我喜欢瓢虫；在学校，我刚刚完成了一个关于它们的项目。我伸出手指，想让瓢虫爬上来，可是它张开翅膀飞走了。我觉得小腿有点发痒，原来是一只肥胖的黑苍蝇落在上面了；今年好像到处都有苍蝇，而且整个下午都围绕在我身边。我把头埋进更深的臂弯里，合上了双眼。野餐布散发着温暖羊毛和甜蜜夏日的气息，阳光火热，蜜蜂们唱着催眠曲。
不知过了几分钟还是几个小时，有脚步声穿过草地向我走来，每一步都踩碎了又干又脆的草叶。是查理。
“告诉妈妈，我很快回来。”
脚步声又走远了。
我没有抬头，也没有问他要去哪里。我快要睡着了，神志不清，甚至可能已经在做梦。
等到我睁开双眼时，我知道，刚才有事发生过，却不记得是什么事。我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太阳依旧高挂在空中，割草机还在单调地响着，收音机仍然嘀嘀咕咕，可是，少了什么东西。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网球已经停止了跳动。球拍放在地上，哥哥不见了。
 

第一章
我不是有意去找她的；我只是无法忍受呆在家里。
今天的最后一堂课结束后，我立刻离开学校，绕开老师办公室，直接走到了停车场。我的小雷诺汽车已经很累，但还是打火一次就发动了。一整天以来，这是第一件顺心事。
通常来说，放学后我不会马上就离开。我习惯在宁静的教室里逗留一段时间。有时候，我会在那里写写课程计划，或者批改作业；但更多时候，我只是坐着，凝视窗外。那种寂静，压迫着我的耳朵，仿佛身处海底深处。没有人催促我浮上海面。我不需要赶回家照顾孩子，也不用跟丈夫相会。在家里等待我的，只有伤悲，纯粹的伤悲。
可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受够了。这是五月初的一个温暖日子，下午的太阳把我车里的温度加热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我摇下车窗，然而在这种车与车首尾相连的交通高峰期里，我的车速很难带起丝毫的风。我并不习惯在这种学校车流里穿梭，双手把方向盘捏得太紧，以至于手臂生疼。我打开收音机，听了几秒钟又啪地把它关上。我家距离学校并不远，开车一般只需要十五分钟。可是，这个下午，我坐在车里吸了将近五十分钟的尾气。
到家时，屋里很安静。太安静了。我站在清凉阴暗的门厅里，侧耳倾听着，手臂上的汗毛因为温度的骤然下降而纷纷竖起。上衣的腋下和后背汗湿了，冰冰地粘在身上，冷得我微微打颤。客厅门敞开，跟我早晨出门时一模一样。唯一的声音来自厨房，是水龙头漏出的水滴，敲打在我吃过早餐后留在水池里的麦片碗上，发出滴答声。我敢打赌，自从我上班之后就没有人进过厨房。也就是说——
我无精打采地走上楼梯，经过楼梯端柱时把手提包挂在了上面。“我回来了。”
从走廊尽头的卧室里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算是某种回应。那是查理的房间，房门关着。我站在楼梯平台上，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敲门。正当我决定逃走时，门把转动了。想在开门之前逃回自己的卧室已经来不及，我只得站在原地，听天由命地等着。只要听听第一句话，就知道她今天过得怎么样。
“你想干什么？”
近乎毫不掩饰的敌意。
相当地正常。
“嗨，妈妈，”我回答，“一切都好吗？”
本来只开了一条缝的房门，又拉开了一点。我可以看见查理的床铺，妈妈刚才坐过的位置处，床单稍微皱起。她仍然穿着睡袍和拖鞋，手握门把，身体轻轻摇晃，活像眼镜蛇。她紧皱眉头，竭力集中精神。
“你在干什么？”
“没什么，”我忽然觉得非常累，“我刚刚下班回来，就这样。只是来跟你打个招呼。”
“我以为你没这么快回来，”她表情迷惑，还带着一点怀疑，“现在几点了？”
说得好像她在乎似的。“我比平常早了一点。”我回答，但没有解释理由。没必要，她不会关心的。她关心的事情不多。
只有查理。查理小子。查理是她的宝贝，没错。他的房间原封未动。十六年来，没有变过分毫。没有一个玩具士兵挪过地方，没有一张海报获准被撕下墙壁。一叠折好的衣服等着人来把它们放进衣柜。床头柜上的闹钟还在转动。他的书本整齐地排在床头的书架里：课本、漫画、厚厚的介绍二战飞机的硬皮手册。都是男孩子看的书。一切，都跟他失踪那天一样；仿佛，他可以回到房间在原来的位置找到想要的东西。我想念他——每一天都想——但我恨这个房间。
这时的妈妈显得很烦躁，用手指捋着睡袍的腰带。“我正在收拾。”她说。我很想问：这个房间从来就没变过，到底有什么好收拾的？可我忍住了。房里的空气陈腐而凝滞。我嗅到一丝身体没有洗澡时散发的汗馊味和酒精消化到一半时的酸腐味，顿时一阵反胃。我只想离开，逃出屋外，躲得越远越好。
“抱歉，我不是有意打扰你的，”我在走廊里倒退着往自己房间走去，“我正打算出去跑跑步。”
“跑步——”妈妈眯起眼睛重复道，“好吧，那我不妨碍你了。”
她的口吻变化得让我措手不及：“我——我还以为是我打扰了你。”
“噢，没有的事，你爱干啥就干啥。你总是这样的。”
我不该答话。我不该上钩。通常来说，我知道自己是斗不赢她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心知肚明。”她手握门把，借力完全挺直了腰杆，个子比我矮半寸——换句话说，她不算很高。“你总是来去遂心。你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吗，莎拉？”
我真该先默数到一百万来冷静一下火气的。不过，我还是把真正想说的话吞回了肚子里：闭嘴，你这个自私的混蛋。我留在这里，只不过是因为愚蠢的忠心。我留在这里，只不过是因为爸爸不希望你孤零零一个人，再没有别的理由。我对你的爱早就被你烧光了，你这个不知好歹、自怜自哀的怨妇。
而我实际说出来的话却是：“我以为你不在乎。”
“以为？你以为的事多了。你从来就不考虑别人。”
她直挺挺地从我身边走过，朝自己卧室走去，脚下却绊了一下，破坏了傲慢的气势。在房门前，她停了停：“回来时别再烦我了。我要早点睡。”
说得好像我愿意主动靠近她似的。但我还是点头表示明白。等她嘭地一声甩上房门之后，我的点头变成了缓慢而讽刺的摇头。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松了一口气。“她真让人难以置信啊，”我看着摆在床头柜上的父亲照片，喃喃说道：“你欠我一个人情，真的，绝对欠我。”
他不为所动地继续微笑。过了一会儿，我振作精神，在床底下翻找运动鞋。
脱掉皱巴巴、湿漉漉的衣服，换上跑步短裤和背心，再把浓密的卷发绑在脑后，好让脖子感受凉风，是最惬意的事情了。我犹豫片刻，又套上了一件轻薄的外套。虽然白天很暖和，但傍晚还是会冷。我抓起水瓶和手机，走向屋外，在门前台阶上享受着空气的味道，活动着僵硬的双脚。时间刚过五点，天色仍然明亮，金黄的阳光还很温暖。乌鸦们在花园里鸣叫着，彼此应和。我沿着马路出发了，一开始跑得不太快，感觉呼吸慢慢加速，最后跟步伐协调一致。我住在威尔明顿小区。这个住宅区开发于上世纪30年代，是为了容纳追求田园梦想的伦敦人而建。我们家房子座落在一个名叫柯尔松的小湖边上，那是个死水湖，无人打理。二十多座房子背湖而立，里面的居民有像我和妈妈一样住了许多年的人，也有为了逃离伦敦的高昂房价而搬过来的新人。此时，其中一个新住客正站在自家的屋前花园里。慢跑经过她时，我羞涩地朝她笑了笑。没有回应。不奇怪。总的来说，我们家跟邻居没什么来往，就算跟那些居住时间和我们一样、甚至更长的邻居之间也是如此，或许还尤其疏远那些跟我们住得同样久的人——那些也许记得、也许知情的人。
转进主干道时，我加快了速度，想把思绪甩在身后。这一整天来，压抑许久的记忆如同死水潭里的油腻气泡一般涌到脑海表面，不断地扰乱着我的心情。今天早上11点55分，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正在准备八年级 的课程。有人敲响了教室门；我去应门的时候，竟然没有丝毫不祥的预感，真是奇怪。外面是伊莱恩彭宁顿。她是埃奇沃斯女校的校长，性情暴躁，十分可怕。在她身后站着一个高大男人，火辣辣地瞪着我。过了一会儿，我认出来了，他是一位家长，事实上，他是詹妮舍普赫德的父亲。他的脸色黑沉阴郁，我立刻意识到，出事了。
此时此刻，我忍不住又一次在脑海里回想起那一幕。我这一整天都在想它。当时伊莱恩没有浪费时间做任何介绍。
“你下堂课是给八年级学生上吗？”
我给伊莱恩打工已经快满一年了，却还是很怕她，她的存在足以把我吓得舌头打结。“呃——是的，”我好容易挤出话来，“你要找谁？”
“全部，”舍普赫德先生截住了伊莱恩的话头，接口说，“我要问她们知不知道我女儿在哪。”
然后，他们两人都走进了教室。舍普赫德先生不安地来回踱着步。我以前见过他，是在11月份我第一次开家长会时。那时候的他声音洪量，表现活跃，不时冒出的玩笑话让他那位漂亮迷人的妻子爱怜地翻着眼珠。詹妮继承了舍普赫德夫人的匀称身材和搭着修长睫毛的眼睛，也继承了父亲的微笑。可是今天，我的教室里完全看不到那种微笑。他全身散发着焦虑的气息，额头上刻着皱纹，眼睛上绕着黑眼圈，眼神焦虑。他的个子比我高很多，但这种身高优势由于明显的忧伤而削弱了许多。他在一扇窗户前停下，斜靠在窗台上，仿佛双脚再也无法支撑身躯。他抬起头，绝望地看着我们，双手垂在身侧，等待着。
“我向你说明一下情况吧，莎拉，好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早晨，舍普赫德先生来见我，要求我们帮忙寻找他的女儿詹妮。她上周末离开了家——是周六那天，对吧？”
舍普赫德点点头：“周六傍晚，六点左右。”
我算了算，咬住了嘴唇。周六傍晚，而现在已经快到周一中午了。将近两天。这段时间可以说不长，也可以说像一辈子那么久，取决于你的角度。
“舍普赫德先生和夫人等到天黑也不见她回来，打她的手机也没人接听。他们出去寻找，沿着她可能经过的路走，却找不到任何线索。回来时，舍普赫德夫人打电话报了警，可是警察帮助不大。”
“他们说，她会按照自己的时间回家的。”舍普赫德的声音低沉沙哑，饱含痛苦，“他们说，这个年纪的女孩根本没有时间观念。他们告诉我们，继续拨打她的手机，如果她不接，就拨打她所有朋友的电话，问那些孩子的父母有没有见过她。他们说，她的失踪时间必须更长，警方才能采取行动。他们说，在英国，每五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失踪——你能相信吗？——除非他们担心孩子有危险，否则不能分派警力。他们说，十二岁的孩子不算特别脆弱，她可能会自己出现，然后说，很抱歉让我们担心了。说得好像她离家之后没有回来、没有告诉我们她在哪里是很正常的事。他们不了解我的女儿。”他看着我，“你了解的，是不是？你知道，她决不会没跟我们说一声就离开家的。”
“我无法想象她会那样做，”我谨慎地回答，心里回想着自己对詹妮舍普赫德的印象：十二岁，很漂亮，读书很用功，总是面带微笑。在她身上，还看不出叛逆的迹象。我见过一些年纪更大些的女孩，似乎会从父母的担忧之中获得报复的快感，可是詹妮并没有那种品质。对她的担忧、舍普赫德话里传出的可怕熟悉感——失踪两天——攥紧了我的喉咙，我不得不清了清嗓子，才说得出话来：“你说服他们认真看待这事了吗？”
他苦笑一声：“噢，是的。那条狗回来之后，他们就认真起来了。”
“狗？”
“周六晚上，她是出去溜狗的。她养了一只小狗——是只西高地白梗犬。收养那只狗时，我们要求她必须答应几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负责每天带他出去散步两次，除非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才可以不去。她必须对小狗负起责任，”他忽然悲伤地瘫在窗台上，“她也做到了。她待那只小狗是那么好，即使要在天气糟糕时、或者每天一大早出去溜狗，她也毫不介意。她全情投入。所以，我知道，一看到那只该死的小狗，我就知道她出事了。”他哽咽了一下，眨眨眼睛挤掉泪水，“我真不该让她自己出门的，可我以为她很安全……”
他把脸埋在双手里。伊莱恩和我不愿打扰他个人的悲伤，在旁等他恢复镇静。我不知道伊莱恩在想什么，但我自己觉得相当难受。过了一会儿，下课铃声打破了教室里的寂静，他吓了一跳，回过神来。
“那只狗，就那样回到你家了？”铃声的震动消停之后，我立刻问道。
他面露困惑，好一会儿才回答：“哦——是的。那时候是十一点左右。我们打开门，他就在门前。”
“狗绳还在他身上吗？”我看得出，他们两人都觉得我在说胡话，可是我想知道，詹妮会不会是给小狗解了狗绳，然后跟丢了。她迟迟不归，也许是为了寻找它，途中遇到了意外。另一方面，她也可能是没能抓牢狗绳——也许是有人逼迫她放手的。爱狗的人，是不会让狗拖着绳索到处乱跑的，因为那样太容易被东西缠住，以致受伤。
他茫然地搓着前额，最后说：“我不记得了。”
伊莱恩继续讲述：“迈克尔——也就是舍普赫德先生——亲自跑去警察局，要求他们进行调查。到了午夜时分，他们终于开始填写相关的表格。”
“那时她已经失踪六个小时了。”舍普赫德插口。
“真荒唐。他们难道不明白，尽快动手寻找失踪儿童是多么重要吗？”我无法相信警察的动作会如此之慢；我无法相信他们还花时间给他做笔录，“头二十四小时很重要，是寻找线索的关键时期，他们却浪费了四分之一。”
“没想到你这么清楚，莎拉。”伊莱恩抿嘴微笑着，可她脸上的表情却是在说：闭上嘴，认真听，你这个愚蠢的女孩。
“两点左右，警方直升机起飞，”迈克尔舍普赫德继续道，“用红外摄影机搜索她和阿奇常去散步的树林。他们说，就算她身在灌木丛里，体热也会在摄影机的镜头里发光，他们就能看见。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找到。”
那么，要么是她不在树林里，要么是她的身体已经不再发热——用不着专家，你也能猜到事情的发展趋向。
“他们不停地说，追踪离家出走的孩子需要时间。我告诉他们，詹妮不是离家出走。在树林里找不到，他们就开始查看这里附近的闭路电视监控录像，看她是不是去了伦敦。她不会那样做的；每次我们带她去伦敦时，她都觉得那个地方很吓人。去年圣诞节，我们进城购物，她从头到尾都不肯放开我的手。人太多了，她害怕自己迷路。”
他无助地看看我、看看伊莱恩、又回头看看我：“她就在外面，警察找不到她，她只有一个人。”
我的心揪紧了，我同情他和他的妻子，同情他们正在经历的一切，可我的心思还在反复揣摩他说过的话，有个问题我必须问：“为什么没有发出呼吁？难道他们不该问问有没有人见过她吗？”
“他们想等。他们告诉我们，最好还是让警察先找一找，因为一旦发出呼吁，他们就得处理许多错误的指认，以及自发找人的公众，那些都很碍事。我们想自己出去找，他们却叫我们呆在家里，以防她回家。可是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她是不可能自己走进家门了。”他把手插进头发，用力抓着头皮，“昨天他们沿着河边寻找，又顺着我们家附近的铁路查看，还去过A3公路和树林那边的水库，依然一无所获。”
我不知道，他是否看透了警方重点寻找的这些地方隐含着什么样的可怕含义：无论父母怎么想，警方似乎已经认定，他们要找的是一具尸体了。
***
不知不觉，我已经跑到了树林边缘。我减慢速度，从两棵橡树之间钻了进去，眼前是一条林间小道，几乎立刻就分了岔，往两边而去。右边的岔路上，有一条浅棕色的拉布拉多正欢快地朝我跑来，身后牵着它的是一位身材修长、年纪较大的女人。她的脸上化了全妆，身上穿着浅色运动服。虽然拉布拉多并不是容易受惊的狗，我还是转向了左边，逃离可能遇到人的地方。我选的路似乎更有挑战性，它朝着树林深处跑去，路面狭窄而陡峭，很可能会出乎意料地消失在某丛荆棘或者蓬乱的灌木丛中。其他小道比较靠近马路，是溜狗人最喜欢走的路，所以踩得很平整，也比较宽。可是，这一整天来，紧张不安的阴郁情绪一直无情地重重敲打着我的脑海，一条宽阔平坦的路是无法分散我的心神的，所以，我挑了前者，朝山上跑去，心里想着詹妮的父亲。
***
教室里的宁静再一次被扰乱了。这一次，声音是从门外传来的，很杂乱，有脚步声和说话声，从走廊上渐渐靠近。是詹妮的同学，8A班的学生们。她们发出一阵大笑，迈克尔舍普赫德瑟缩了一下。
我开门放她们进来，嘱咐大家尽快回到座位上。她们见到校长和一位家长在场，都好奇地睁大了眼睛；这比讨论《简爱》的课文有趣多了。迈克尔舍普赫德挺起了胸膛，转身面对着女儿的同龄人，那气势像是准备进行下一轮拳击比赛似的。受害者的角色并不适合他。采取措施的渴望促使他来到了学校，而不是干等警方的行动；他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以后再去处理其后果。
孩子们全部坐好了，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伊莱恩立刻开口说话：“你们有些人肯定已经认识舍普赫德先生了，不过，我还是为不认识的同学介绍一下：这位是詹妮的父亲。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仔细地听好他接下来所说的话。我相信，如果你们能给他任何帮助，你们都会这样做的。”
一排排小脑袋顺从地点点头。迈克尔舍普赫德按照伊莱恩的指示，走上她身旁的讲台，环顾教室，神情略带迷惘。
“你们身穿校服的样子真是大不一样啊，”他终于开口说，“我知道自己肯定见过你们其中的一些人，可我不太能……”
孩子们被他逗乐了，纷纷笑起来，我也掩脸微笑。我的经验跟他相反：周末时，我会在镇子里遇到自己的学生，她们脱下校服、穿上便衣之后，看上去成熟了许多，更显世故。这确实让人迷惘。
他认出了两个女孩子：“嗨，安娜，蕾切尔。”
她们脸红了，嘴巴里咕哝了一句问候。被单独点名令她们既兴奋又惊慌。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傻，”他说着，试图挤出微笑来，“可是，我们的女儿丢了。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两天没见到她。我想，你们会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消息，或者有任何关于她在哪里的线索。”他顿了顿，可是没有人答话，“我知道这要求很过分——我确实明白詹妮不回家也许有她自己的理由——可是，她母亲非常担心，我也是，我们只想知道她是否平安。如果你们没有见过她，那么我想知道，自从周六傍晚之后，你们有没有任何人跟她通过电话、或者有过其他联系——短信、电子邮件，诸如此类的。”
教室里鸦雀无声，仿佛一致地无声回答着“没有”。
“好吧，那么，我想请你们回忆一下，上一次听到詹妮的消息是在什么时候，她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她在周末是不是计划要去什么地方？她不会有麻烦的——我们只想知道她是否安全。”
女孩们默默地盯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