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 11日。北京。又一个摄氏35度的桑拿天，而且阴云密布，隐雷阵阵。从女儿早上九点出门起，妻子就不断地去窗口看天气，而我也时或从《似火牛年》的书页间抬起头——都是因为惦记起女儿。她才十四岁，和同学约好先去公园，然后书市，然后是她期待已久的“东方神起”演唱会。这是她第一次独自出门坐公交车。她坚决不让送。

估计工人体育场的演唱会十点半散场，我九点半就来到了附近，绕来绕去，车还是停到了几公里外。十点多散场，车水马龙，混乱喧闹，一群群十六、七岁的小丫头蚂蚁般涌出路面。与女儿通话，她已不辨东西，同学散去，她独自找着方向。这时看见几个统一服装的壮汉在追打一个青年，工体东路的十字路口突然没了秩序。我的心一阵抽紧，与女儿一直通话的声音有些急促，但女儿比我脾气更大，明明出的是西门，如非说出的是南门不可——“是一个保安叔叔告诉我的”，让她问问周边的人——她居然遗传了我的一个毛病，刚愎自用得不爱问路。几经周折，人群里终于现出她戴“粉丝”灯饰的身影……

五·一从太白山下来，乘从周至县到西安市的长途中巴车。小睡后，我注意到左右邻座的两个少女。大概都是十六、七岁，左边“磁磁实实”的女孩抱一大包，涂红指甲，一直在手机上玩游戏，看那装束像个刚涉世的打工妹，回乡度假后返城讨生活；右边戴眼镜的女孩，喝着酸奶，一直在翻看英文解释的字典，可能是返城的高中生……我想起母亲的经历——母亲家四个女儿，她是老幺，姐姐们早已出嫁。在五、六十年前的河北农村，家境贫寒，但作为老幺，她也算是娇生惯养。姐妹中只有她被父母供养到小学毕业。大概姥爷姥姥是想招个上门女婿，她小学毕业后一直在家闲逛。有一天晚上在邻家串门时听说北京的钢厂正在招工，便跑回来跟父母商量，父母当然是坚决反对。但死磨硬泡了几天，母亲还跟同村的两个女伴第一次出远门，坐火车、倒汽车来到了高楼林立的北京。那是1958年，母亲十七岁。“那时每月工资十七块，我吃窝头就咸菜，每月往家寄五块……”母亲三十多年前对我讲过的话至今清晰。

带女儿驱车回家的路上，女儿要求我下次给她找关系买5000元一张的贵宾票，因为3000元的票还是看不清台上的偶像。我对女儿讲起长途车上遇见的两个女孩，讲起母亲十七岁离家的艰辛。女儿说：“我真庆幸，我不是生在一个穷苦人家”。

我愕然无语。

深夜再赴朋友们聚会的歌厅，王兰女士讲她认真调养的女儿高考意外失手，听她情绪激越、水准专业地唱《听海》，明明是一首失恋的悲歌，我在被感动时，脑海里闪出的却是一群疯丫头中走出的女儿的身影：满不在乎的表情，因兴奋尖叫而沙哑的嗓音，跟我说的第一段长话是以又一次全年级考分最高的条件要我下次给她买5000元的演唱会票。

此文发表于<<融资中国>>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