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的选择与放弃

撰文/实习编辑 孟志军

烟花三月，在京杭大运河南北两端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景象。它南端的终点杭州早已春风拂岸，可是它最北端的北京还是四处光秃秃的，时不时会有寒风夹杂着尘土扑面而来。单总编带着摄影师马宏杰、实习编辑任晓辉“下扬州”去了。我和同事尹杰在北京的沙尘之中拜访了数位运河专家。

编辑部的元老李志华推荐我们去找地理所研究员邹宝山，他曾系统地研究运河的工程、开发和维护问题。一天中午尹杰从他那里捧回了一堆资料和一张写满了专家名字的纸。按照邹先生的推荐，我们首先拜访了“最年轻”的谭徐明。

50岁上下的谭女士乃中国水利科学院水利史研究室主任，曾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多次考察大运河，对大运河有很深的研究。她的办公室位于玉渊潭东南侧一条盲肠小路的尽头。我们在车上打了数次电话，下车问了数次路，才找到了这个隐匿于繁华都市的僻静之所。

见到我们赠送的杂志，谭女士说她其实一直在订阅。她热情地给我们讲解大运河的重要性以及工程上遇到的难题，还特别提及了济宁段的“南旺分水”工程。临走之时，她送给我们一些关于大运河的资料，同时也借给我们两本市面上难得一见的大厚本参考书。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名片上的职务是“防洪减灾研究所副所长”。对此，她摇着头说，“现在研究水利史可没饭吃啊”。

两天之后，我们拜访了王同桢先生。他是《水乡北京》一书的作者，多年来致力于对北京水系和漕运的研究，现在已经退休在家。他的家就在元大都公园附近，距离杂志社不到10公里，但我们驱车前往竟然费了近两小时。最后明明看到了王先生所住的居民楼，可左拐右转，就是过不去，还误进了一个死胡同，司机大为光火。

终于走进了王先生装修得像一个四合院的家。这个家极具文化特色，墙壁上挂满他拍摄的风光作品。他甚爱我们的杂志，还经常给我们做免费的广告，极力向别人推荐。我们刚说明来意，他立刻欣然同意为我们写一篇关于运河漕运与北京水系的文章。

王先生是难得的信守诺言的好作者，他迅速动手，一个星期后就给我们发来了初稿。初稿经他几次精心修改和我们几次删改编辑，已规模初具。可是，一天深夜，我们和单总编讨论大运河专辑的整体结构，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讨论。虽然大家都认为王先生文笔不错，可这篇文章还是没有逃脱被“毙掉”的厄运。我们深感遗憾，内心深处充满了对王先生的愧疚。实际上，这篇文章被“毙”主要是我们的责任，约稿时没有充分考虑专辑的整体结构。

后来，我们拜访了郑连第先生。郑先生是著名水利专家姚汉源的弟子，他跟前面提到的谭徐明同出一个师门，谭的老师周魁一也是姚先生的弟子。郑先生在水利部对面的中国水利学会办公。我们到达时，郑先生要亲自赶到大门口来迎接。

我们劝他：“今天风大，您这么大年纪了就别出来了。”

郑先生答：“没事，我们搞水利的经常风里来雨里去，早就习惯了。”

郑先生谦逊、严谨，说姚先生一直教导学生不要轻易写文章。在我们的再三恳求之下，郑先生总算答应了。所谓文如其人，他不像大部分作者那样洋洋洒洒，只写了言简意赅的2000多字，让我们大为激赏，最后把该文（《京杭运河，大地史诗》）放在了整个专辑的开篇。

除了几次登门拜访，我们还打电话请教了邹宝山、周魁一等几位专家。最难得的是，听说《古运河回望图》已经画成，瘦弱的图片编辑何亮跑到通州，拎回了分量很重的《古运河回望图》。它是几百个画家集体创作而成一幅长卷，长度近200米。

这幅长卷在我们的长饭桌上被徐徐展开，围观的编辑无不感觉壮观。长饭桌其实也是会议桌，它就像思想的大本营，不同的思想在这里交汇碰撞，无数灵光都曾在此闪现。长卷很有感染力，但是各段有些相似，特征不是很明显，读者不容易分清。于是我们初步挑选了通州粮仓、临清的砖窑、济宁古城、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杭州的丝绸等五个场景，这些场景既有地方特色又容易被读者识别。大家分头去发掘绘画背后的地理意义，撰写优美而详实的图说。但最后，我们反复推敲，感觉此作手法有噱头的嫌疑，于是决定了放弃。

……

第五期杂志上市的时候，灰秃秃的北京城已如杭州的三月般春意盎然。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心爱的《中国国家地理》的编辑工作，整个春天大运河都占据着我的精神世界，寻找资料、拜访专家、和同事研究讨论，经历着心灵上的痛苦与喜悦，感悟着周围同事的兢兢业业。经过这一番炼狱，我终于明白了读者忠爱这本杂志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勿庸置疑，能够最终刊登到这本追求完美的杂志上的文稿和图片都是精品之中的精品。但一些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和读者谋面的文图却不一定就不是好作品。它们更像一颗颗暂时遗落在地的珍珠，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被迫放弃，其实选择与放弃都不能埋没它们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