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

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清醒的时候有一半时间深陷在怀疑里，怀疑语言，怀疑自己，怀疑自我表达的意义，很不幸，我恰恰又是一个以文为业的人。所以，通常别人不烦我我也会把自己弄得很纠结。好在我又是个写小说的，主要任务是讲故事，我没打算用故事去实现经天纬地之大业，也不奢望一个故事就能修正和颠覆别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喜欢的就看，不喜欢的扔掉，不阐扬，不布道，不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我尽量不跟自己较真，非得看究竟有多少人对自己的小说说YES或NO。可是，哪有单纯的故事？哪里又能有像石头一样不动声色地讲故事的人？哪里还有只讲故事不思考故事和故事之外的讲故事的人？哪里又有攒了一肚子想法还能憋着一声不吭的人？所以，在小说之外，我就小说、讲故事和文学乃至我们的生活还写了一堆长长短短的文章。讲完了故事，我不得不说点别的。而我是个悲观的人，清醒的时候一半时间深陷在对意义的怀疑里，我纠结，这点别的，比如对文学的看法，对作家和作品的批评，对某种我认为更合理的文学样态的张扬，要不要说出来，说了有意义么。由此，很多文章写出来就是个自我折磨的过程。

李浩对我的纠结不屑一顾：说，当然要说，白说也得说。在用文字表达时，李浩向来勇猛，他不惮于在任何时候亮出自己的观点。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话要说，尤其对文学有话说，还因为，他认为必须要将真诚和笃定的想法说出来，以此来醒众人耳目，以此来驱除喧嚣虚浮的谬论，以此来正本清源。李浩不是一个悲观的人，起码事关文学的时候不是；熟悉他的人可以证明，只要谈起文学，他立马就像打了鸡血，血管里瞬间沸腾起彼得大帝和拿破仑式的磅礴野心；他确信自我表达的意义，他对言说之意义持宗教般的信仰，如同资本家见到钱、政客们操起权杖，如同地主老财蹲在自家田头，对土地发出柔美的眼神，相信它定能让我们活命。李浩对此有所信，不怀疑。而不怀疑对我是如此之难。

认识李浩近十年，他一直用“不怀疑”鼓舞和激励我：有想法就说，哪怕有一个人看到，有所会心，值了。正是在纠结和李浩的鼓舞之间的辗转里，我竟然也写了一堆“直说”的文字，评短论长，结集成为《把大师挂在嘴上》。如此明目张胆的书名尽管取自我的一篇小文，但做书名依然是聚集了相当的勇气。现在谈大师都是忌讳，在网上网下要挨无数的板砖，小子何人，安敢把大师挂在了嘴上？要在李浩，他绝不会胆怯，看他现在的书名，《阅读颂，虚构颂》，立场一贯的鲜明。再细看书内文章和访谈，挺身而出、拍着胸脯的“狂言”比比皆是。每当我看到“我承认……”三个字起首，我就知道这句话里，李浩会让一些人不舒服，他要直言和执言了——他在“承认”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面前站着的只能是托尔斯泰、君特·格拉斯、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等诸位大师，只有他们配得上他的“承认”。对此他从不讳言。这也是我喜欢李浩的原因之一，他的文学从来都有一个高昂的起点，他只愿意把经典和大师作为潜在的对话者。他把自己严格地定位在高端，决意“给文学找回‘精英意识’”。如同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你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上，很可能就决定了你的思考和表达可能达到的高度和境界；一个有志于将文学做好的作家，理当“居高不下”。

李浩谈及文学多用判断句：是还是不是；应该而不应该；宁愿和拒绝；相信和确定。他有一种真理在握的“傲慢”，他坚守他的“偏见”。他的“傲慢与偏见”源于他的坚定的识见。就我狭隘的阅读，对文学的理解比李浩更庄重和深入的人似乎不多。因为确信，所以他“不怀疑”言说的意义；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说呢？

——要说，必须的。

长久以来，文学界内外有意无意地都在合力打造一个文学的“神话”：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作家是天生的；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作家只要有生活、会讲故事就好，不必懂理论，也不必能说会道……为了维护文学的神秘性和神圣感，以至于偏执到了荒谬的地步：如果哪个小说家兼善理论和批评，能就文学清晰地说出点道道来，他就会先验地很可疑。因为写小说要用故事和形象说话，而他竟然能抽象和逻辑地说话，可见感性和形象的能力肯定有问题。好像两者天生为敌，好像二者只能取其一。我的集子《把大师挂在嘴上》出版以后，有人跟我说：过去看了你不少小说，原来你是个评论家。也因为我能利索地讲出点文学的道理，很多人开始轻慢我的小说，理由同样简单：头脑清晰怎么可能写好小说？

李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依旧在我狭隘的视野里，能说出点文学的真问题的作家凤毛麟角，李浩是其中之一。但李浩从不担心会被误解，也不忧虑将被低估，他就是要告诉你，一个好小说家完全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批评家，同样可以说出无限接近文学真相与真问题的逻辑强硬的道理来。所以李浩坚持不懈地说。

不过，要把李浩的喋喋不休单纯地理解为自证，那就看小了李浩。在文学的意义上，李浩有匡扶救世之心。不懂装懂的半吊子实在太多，这个畸形的文坛养活了一大批招摇撞骗的门外汉，但凡识字的人都可以把舌头和权杖伸进来，黑白颠倒、指鹿为马地乱点一番；文学的标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混乱，看看我们的各类冠冕堂皇的评奖和总结，其信誓旦旦的唯一结果是，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看不懂了。有鉴于此，李浩认为那更得说。你说一句真话，他们可能就得少说一句假话；你多说一句，他们可能就要忌惮半分，三五天里闭上了嘴；你一直说，聚起了更多懂行的人一起说，很可能就是拨云见日，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鹿复归于鹿，马还原为马——文学重新成为文学，尽管文学的标准含混暧昧、歧义丛生，总还是在靠近而非南辕北辙。

所以，李浩坚持要说，这本书就是他多年来关于文学所说的话。

书中诸文断断续续都曾读过，因为要写这个小序，临屏再读，依然震动。他的观点我未必都赞同，他的腔调我也未必都喜欢，但他的“说”的自觉与坚定，他的真诚和执言，他对文学和言说的意义宗教般的信守与践行，让我这个悲观和怯懦的人再次受到了鼓舞。如果说在过去的近十年里，作为兄长，李浩曾一千次地以“不怀疑”督促我畅所欲言，那么，此次嘱我作序此书，乃是第一千零一次。一千零一，这个全世界通用的泛指的修辞，其意义之重大与确凿，想必大家都明白。

是为序。

                                                   2012-12-11，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