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鼠辩

请问……猫应不应该捉老鼠？

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可你似乎，问得忐忑。

是的，猫捉老鼠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即使在迪斯尼《汤姆和杰克》那样经典、游戏的动画片里。农民要从事农业生产，工人要做工，警察要抓小偷维护治安，教师的职责是育人，环保局的当然要处理污水排放或其它的污染，官员的职责是……打住。这是小学生都明白的常识啊，甚至都不用到上小学：大约三五岁的孩子都能如此说出，我不知道你重复这些常识是什么样的用意。

当然，毫无疑问，它们确是常识。这些常识告诉我们的还是常识，就是，你得为自己的职责尽责。问题是，这些三五岁孩子都可理解都能说出的常识却在一个成人的世界里屡屡遭到违反，遭到漠视。而对常识的遵守反而成了某种的“反常”，有时不得不承认，我们对此都有些麻木，见惯不怪了。君不见，某地长年被难闻的污水环绕，成为了当地有名的癌症村，早应伸手治理的有关部门却始终借口推诿；君不见，某地黑恶猖獗，明目张胆，却始终鲜有制止；君不见，某地国土资源几名官员先后落马，在此之前，却始终不见相关部门的监管……我们可以不再罗列“不作为”的种种病相，但我们需要警醒，部分的病相已经侵入到我们的正常肌里，面对职责，应尽的义务，我们多了些不应有的推诿和观望。难道仅仅是因为有了鱼吃？

都什么年代了，这样的话我们听得多了，听得多了，它似乎就有了道理，成为了道理。可问题是，是什么年代了？我们能不能因为变化上的日新月异就否定延续下来的某些东西？我们比较苏格拉底的年代、孔子的年代、达芬奇和布鲁诺的年代，天上的星空有了多大的改变？内心的道德律令是否就应完全失效？尽职尽责就失掉了它的崇高，而遇事“躲猫猫”就能成为这个年代的时代特征？说出“都什么年代了”的人其实就是一种不尽责：他把问题推给了“这个年代”，推给了社会和他人，似乎他不必为自己的不作为愧疚。在这个年代，我们更得清楚，我们是这个年代的共同参与者，我们和这个年代和这个社会有着共同的责任，无论你的盘子里有多少鱼，有多大的鱼。

猫要捉老鼠，没有什么可赞扬的，它只是在尽责，尽管社会福利分配给了它鱼；工人要做工，警察要抓小偷，似乎也没什么可赞扬的，因为他们也只是在尽责；分配到鱼的公务员更应当尽心“为人民服务”，因为他们所在的位置需要他们尽责。这是常识中的常识，无论在一个怎么样的年代。无论在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一次次普及常识多少显得有些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