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暮年，一直被病痛所折磨，病痛早早地进入了他的骨头和血液，它消耗掉了父亲的全部气力和热情。我和弟弟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父亲对生活的厌倦，虽然他不说，不在我们面前说出，他总是尽量展示给我们一幅相对乐观的样子。可那种煎熬。

在身体略略好点的那几天，父亲就去地里挖一个坑。开始的时候他不让我们帮他，说自己干就是了，后来也许是出于急迫和自己没有了力气，他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兄弟按他的指点将那个坑挖成了一个浅井的样子。之后，他进一步要求，让我们将他放下去，放在这口浅井里，盖上土。他的要求不容置疑。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对、迟疑和争论之后，我们还是答应了他。是我弟弟先答应下来的。我们将父亲多病的、有着怪味的身体放入了井里，然后和他说着话，向他的身侧填土。土盖过了他的胸，盖过了他的脖子，盖过了他的嘴，最后盖过了他的头顶。这个时候我们都已经泪流满面，真是个令人忧伤的时刻啊！我们哭着，将土压实，浇上水。

十几天后，在父亲被填下的地方长出了一棵树。这棵树长得很快。我和弟弟知道，它是从父亲的身体里长出的，是我们的父亲变成的，因为树干上有父亲的眉眼，那些纹路有明显的他的惯常表情。的确，那是我父亲变成的一棵树，它能够和我们说话。我问它感觉好些了吗，它的回答是还行。分明是父亲的声音，只是略有些粗糙感，仿佛口里含满了沙子。考虑到那时父亲已经变成了一株树，这些变化是可以理解的，被埋在土里的父亲没有死掉还变成了一个无病的树，这点很让我感到安慰。我对父亲说，对树说，过几天我会过来看你的，会的。

每过些日子，我就会到田间去，无论有没有要做的事儿。我去和那棵树说话，说说这些日子的发生，说说父亲熟悉的生活。它很有兴趣。有时也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说这事应当怎么做，谁谁谁小心眼多不可信赖要防着他点儿，谁谁谁曾借过我们三十块钱都六七年了还没还，要记得提醒他。有时，它也说说在田里的看见，谁家的羊吃了我们家的麦苗他装作没看见也不去管，草应该除了，哪片地里麻雀特别多该扎些稻草人了等等。它跟我谈起我的弟弟，说他心太浮，太懒，得好好地管管他。

在父亲变成树前我是有名的闷葫芦，不习惯和谁多说话，但在父亲变成树后我的话多了起来，我努力把我看见的想到的记下，好到田里和那棵父亲树好好说说，我有这个责任。但随着时间，随着这棵父亲树的生长，它的话却越来越少了，而且越来越含混不清，沙子把它的口已经全部塞满了，我发现，随着树的生长，父亲在上面的眉眼也越来越不清晰，它们渐渐成为了纯粹的树皮的纹裂，突起的树瘤……一年之后，这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但不再和我说话，还后来发出的噏噏声也没有了。它长成了单纯的树的样子，无论是树干还是叶片，在它那里，“父亲”的成分慢慢消失，尽管父亲是这棵树长成的种子。

无论如何，我还是将它看成是我的父亲，我会一直坚持这种固执。

秋天的时候，我在长有树的那块地里种下麦子，麦收后，我和那棵树认真地商量一下，是种玉米还是高粱？父亲在的时候喜欢种点儿芝麻，我也坚持了父亲的这一习惯，在靠近树的地方种了一分地的芝麻。芝麻在熟的时候很占人，麻雀、喜鹊都喜欢和人争夺，而村上有些人，也习惯在芝麻地里干些小偷小摸的事儿，所以父亲在的时候每年芝麻的收成都不是很好。在芝麻成熟的时候，我尽量把自己种在地里，尽量让自己长成和父亲并排在一起的树，趋赶想来偷食的鸟，和那些偶尔路过的叔叔、婶婶、兄弟们打个招呼……我得承认，在父亲变成树后，我越来越习惯在田间待着，我突然有了太多的想说。之前不是这样，当然，之前，我也不习惯和父亲总待在一起，我们很少有什么话说，我弟弟也是这样。我们一家人都属于那种寡言少语的闷葫芦，在一起的时候自己都觉得闷。可父亲变成树后，我竟然有了这样的改变，我突然发现，和这棵父亲树说话有这么多的乐趣。特别是它不再和我交流之后。

当然，回到家里，我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嘴还是同样地笨拙，话多的是我的老婆。她指责我的弟弟，越来越不像样子，又耍些怎样的小奸滑以为她看不出来；我的弟妹又是如何话里有话，勾心斗角，总想在她的面前占个上风，而她又如何应对，将她压了下去。当然还有些东家西家的长短……我在她说这些的时候其实也有话想说，但想想，最终没有说出来。一直是这样，我之所以是闷葫芦，是因为话都自己闷着不想将它们说出来，说出来，可能伤人。我想我的父亲，我的弟弟也是这样。不过，我的弟弟的确越来越……唉。

在父亲离开我们的第二年我弟弟家有了一个男孩儿，这本来应当是个令人兴奋的事儿然而这个孩子却是一个，瞎子。这件事对我弟弟一家的打击很大，远比贫穷和被人轻视的打击更大，好像他们做了一件很不堪的事儿，抬不起头来。有了这么一个孩子，就像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再压了一块石头，而且，它不会被卸掉。有一次，我弟弟在田间，和我谈起卸掉石头的想法儿，他肯定想过多次了，我抬头看了看地头上那棵父亲树，它在黄昏里显得有些模糊，但我知道它在。我说，兄弟，不行啊。父亲在那里看着呢。他要知道……

我弟弟，只是说说而已。

在父亲离开我们之后，家里遇到的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艰难。种地收益很少，而种子和化肥却变得很贵。打过农药，能捕虫的益虫益鸟被药死得不少，而对害虫的作用反而不大，它们飞快地繁殖不得不再打更多的农药。前面的那条河也时常干涸，有水的时候也是发臭的黑水，据说这还是县里花钱买的，不然连这也没有。我和弟弟也曾想入股做渔粉生意，在我们村上做这个生意的人很多，许多人都发了财，但我们俩既没有资金也没有销售关系，笨嘴拙腮地做业务员肯定不够格，所以没有人愿意我们入股，这个门路根本不通。我弟弟给人扛过几天的麻袋，但只有几天而已，那样的苦他实在受不了，而且钱给得很少，还得欠着。我和父亲商量，和那棵高大起来有了阴凉的树商量，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种地吧，虽然收益少，肯定富不了，但人总得吃饭不是？但总归是，饿不死人不是？

问题是，我的弟弟有了变化。因为这个瞎眼的孩子，他时常会和自己的妻子发生争吵，无非是些鸡毛蒜皮，他要用这些鸡毛蒜皮来散掉自己的怒气和烦躁。后来，他越来越多的时间待在外面，打打麻将，有时打不上麻将，他也会站在某人的背后，不顾人家的脸色和冷言冷语，时不时指手划脚一下。我老婆说，我厚脸皮的弟弟还时常去人家蹭酒，谁家来了客人，朋友，我弟弟总会不请自到，给人家热情地招呼客人，弄得人家和客人都很不自在。我老婆说，村上许多人都把我弟弟当成是一只挥赶不去的苍蝇，一见他出现马上就迎上坏脸色，可我弟弟却总是视而不见。她说，没有人愿意跟我弟弟打麻将，赢了还行，输了就赖，任凭人家如何摧要他也没脸没皮地欠着，直到人家干脆推了桌子，一起从牌桌前走开。我老婆总能打听到一些事儿，她有加长的耳朵和加长的眼睛，村上什么事也瞒不住她，包括各种的谣言。她曾经因为传播有关村长的一个传言而被村长找上了门来，我们一家人好话说尽也无济于事，最终还是请了多人说情并将我们家的一处宅基地送给了村长才得以了结。她一点儿都不长记性。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我对她的种种不满往往要说给田间的树听，反正，它听到了也不会再有什么意见，它越来越是一棵树了，已经完全没有了父亲的样子。有时，我会把它当成一棵普通的树，有时，我会将它看成是我的父亲，这得看我当时的情绪来定。对弟弟的某些劝告，我也愿意在树下进行，我和弟弟的地离得很近，农忙的时候时常会在一起干活儿，干完一块儿然后再同时去处理另一块儿。一起干活的时候是我对他进行劝告的机会。

我说，你不能这样。这样下去，你就毁了。

我说，咱父亲在这。你跟他说说，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

我说，昨天，听你嫂子说你又喝醉了，还，还让人家打了？

我说，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要是，要是咱父亲知道你现在的样子，他会说你什么？别以为他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就在这里呢。

我说，别总和老婆打架，打得，人心都凉了。孩子的事儿，也不能怕她啊。

我说……

说这些的时候我时常会看两眼旁边的树。它已经很高了，很粗壮，有着茂密的叶子，长成了一棵大槐树，但一直没有开过花。我弟弟对我的指责与劝告并不反驳，我说过，他也是一个闷葫芦。说急了他的时候，他会用手拍拍那棵树，“别再提咱父亲了。这只是棵树了，咱父亲已经死了。要不你让它说说。”

他说得不对。可我没有理由能说服他。那棵父亲树，“父亲”的成分更少了，我虽然明白它是接着父亲的身体继续生长，但我的确也不能说，它还是我的父亲。

后来有一次，我弟弟又喝醉了，他先是在人家和女主人发生了争吵，被人家一家人推了出来，回到家里又和自己的老婆打了起来。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家，不知去了哪里，这个消息是他妻子传递给我们的，她拉着自己的瞎儿子找到了我的家里。看着那个脏兮兮的、一脸怯懦的孩子，心里是一阵酸痛。我答应她们，一定要好好劝劝我的弟弟，一定要让他好好地过日子。

外面已经是一片黑暗，没有月光也没有星光，而我手里的手电筒只能发出微弱的光，还时断时续，早该换电池了。我在村里走着，有亮光的房子我就凑过去看看，但没有我弟弟的声音。后来我来到了自家的地里。我想和那棵树说说话，说说这样的生活，也说说我的怨气和委屈，我把它们积攒很久了，如果不和树去说，那么我要么会把自己憋死，要么就要爆发一次，我可不想爆发。我不准备再去找我弟弟了，他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爱怎样就怎样吧，我又有什么办法？我不能代替他生活，何况，我的生活也不能算好。

远远地，我看到了弟弟的身影。他蹲在那棵树下。他也许也看到了我，但根本没有抬头。我凑了上去。他还是那么蹲着，像一条僵硬的，死狗。我闻到了巨大的酒气，他刚刚吐过，他把自己肚子里的脏东西竟然吐到了树下！我来了些勇气，拉着他的衣领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用手电的光照着他的脸：他刚刚哭过。脸上的泪痕还在，并且有小股的泪水依然在不断地涌出来。那一刻，我的心又软了。

那天他和我说了很多的话，这些话，也有部分是说给我们后面的树听的，是说给，我们的父亲听的，我认为。他说他天天想把日子过好，比谁都想，但早上一睁眼他就知道日子没办法变好。他没有把日子变好的道儿。他一直安分守己，规规矩矩，这是父亲教的，可结果却是这样一个结果，还让他有了一个瞎眼的孩子，要是有报应也应当报应在那些坏人恶人身上，可那些人都过得很好，也生不出瞎眼的孩子来。这个孩子就是一张嘴，只能吃吃吃，不能做，真的还不如养一条狗。这孩子要是生在一个富裕的人家也许还好一些。你问问，谁不疼自己的骨肉？可这么一块骨肉……让你对这个家的以后失掉了希望。我弟弟说，他早就没有期待了。他知道自己老的时候不会有人养老送终，连像父亲那样让儿子挖个坑把自己种下去种成一棵树的可能都没有，这个瞎子做不到。到时候，他可能还得让伯父父母的孩子养着，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我弟弟说，他很不想像现在这个样子，很不想，可他有多少委屈，别人不知道啊，别人没有办法体会。我弟弟说，他是麻木了，早就麻了，木了，早变成树了，每天都在混日子，想办法早点把日子混到头，就算了，完了，一了百了。他说，他对我说，哥，你每天这样累死累活，又得到了什么？你觉得自己有好日子么？……他对我说，哥，贫贱夫妻百事哀啊，我其实也不想老是吵架，可一睁眼，一看那两张脸，一看那日子，我就，我就，有气。

有些事是制止不了的，这也许是所谓的命运吧。我知道我说服不了谁，有时，我也说服不了自己。人活得难了，说服自己都少一些底气。是啊，我愿意和村上的人们一起侃大山，谈谈国内国际，我愿意给他们出出主意，说说我的看法，可是，却没有人生出听我说话的耳朵。同样的话，如果是村长或某个有钱有势的人说出，他们就会频频点头，而我说了，则会遭到嘲笑，或者是完全的漠视，我用再大的音量用再丰富的表情也不行。在村子里，他们当我是一块木头，一个小丑，一块砖头，一只虫子，一片树的叶子，一股无色无味的气——他们忽略着我的存在，我的存在带不给他们更多的好处。我想，我弟弟也是这样，他遭受的，也许比我更多，比我更为强烈。

有些事，是制止不了的。

邻居赵三叔找到我，说我弟弟偷了他的一百块钱，他放那钱的时候只有我弟弟知道，那是他的麻将本儿，可等他用着去取的时候钱已经没了。我说不可能，我弟弟不是那样的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拿人家个瓜、拿人家把柴禾都会把打个半死，尽管我弟弟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偷的习惯肯定没有。不过，我也答应，一定找我弟弟好好问问，如果是他拿的，我们也一定会将钱送回去。赵三叔笑了笑，他笑得有些阴冷，“我相信你，可我信不着你那个弟弟。他肯定不会承认的。我和你说，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我弟弟果然没有承认。他甚至为此很生气，丢下手里的筐说要找赵三叔理论，但最终没去。后来他向赵三叔家里丢了三块砖头出了自己的怒气，其中一块打碎了赵三叔家的玻璃。后来，又有人找上门来，说我弟弟半夜摘走了她家半亩地的棉花，她发现之后顺着印迹找到了我弟弟的门口，也在我弟弟家院子里发现了没有被收拾干净的棉花桃儿。赵寺家的抱着自己的孩子，怒气冲冲，她说她找到我弟弟家去论理，可我弟弟和他老婆都没给她好脸色，说她污赖，说她没事找事，把她给推了出来：“你们家没有种棉花，怎么来的棉花桃？我怎么污赖了？你给我说清楚啊！到底是谁欺侮谁啊？不就是他爹不在家，你们觉得我们没办法治你们么！”可气的是，我的老婆还在一边煽风点火，她认定，我弟弟已经有了偷盗的习气，以后我们家也要防好他。

等我过去的时候，他们家已经没有了棉花桃。得知我来的原因，我的弟妹从外屋冲到我的面前，哥，咱们是一家人，你怎么相信外人也不相信自己的兄弟？我们是贼，把屎盆扣到我们的脑袋上，你就能好到哪里去？别人欺侮咱家穷欺侮咱家弱欺侮咱家有这么个瞎孩子哥你不能也跟着欺侮我们不是？我不要你可怜我们，但也不许你们给我这家人气受！光脚的还怕穿鞋的？……她把孩子推到我的面前，那个可怜的瞎孩子被绊了一下，她的拳头落在孩子的后腰上：装，装什么好人，真是瞎了眼！给我滚一边儿去！

一年后。我弟弟喝醉了酒不小心摔伤了，有十几天下不了炕，正是麦收时节，我老婆自然是一肚子的怨气，她要求我和弟弟的地分开来收，个人收个人的，反正一起收也还是个人的麦子归自己，我说不行。咱父亲看着呢。咱要是这样做，村上的人也会说闲话的。后来她打听到，我弟弟根本不是喝酒摔伤的，而是被人家打的，他一天夜里去偷人家加工厂的钢锭，被人家发现了。麦收的那几天里，我老婆一边干活一边冲着我的弟妹指桑骂槐，有时的话语也颇为露骨，但她一直没有任何反应。仿佛她没有带出自己的耳朵。“你就装聋作哑吧，”我妻子说，“就是吃这个。没脸没皮。”我悄悄地对老婆说，你别这样了，咱父亲看着呢，我用下巴指了指地头上的那棵树，可她的声音却因此又提高了八度：“看着吧，我就是说给咱爹听的，让他来评评理！老实人不能总吃亏啊。”

那年秋天，镇上突然新建起了许多的歌舞厅，招了不少的来自外地的女人，村上许多做渔粉生意的老板经常和客人们光顾，据说这属于什么“红灯区”，得到了镇政府和派出所的特别照顾，陪客人唱歌跳舞的女人们有时也会做些皮肉生意。那一年，我们村的渔粉生意做得很大，都供不应求，为了增加产量他们开始在渔粉里掺入不少的沙子，当然为此还要加一些蛋白精，否则在进养鸡场、养猪场时化验会不合格。那一年，小山上的沙子卖得十分红火，我弟弟加入了卖沙子和往渔粉里掺沙子的活儿，这个活不重，而且老板们给的价钱不少，还不打白条。他也曾劝我一起干，很来钱，但我拒绝了。我说，父亲看着呢。我不知道怎么跟咱父亲交待。有了些小钱的弟弟显示了他的不屑，它就是一棵树了。再说，父亲看到了又怎么样？我们老老实实又得了什么好处？再说，又不是我们的假渔粉，又不是我们卖，我们只是按他们的要求掺的，是真是假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村的渔粉生意好了两年，然后一落千丈，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对我们村我们镇的渔粉造假进行了曝光，使得镇上的各种生意都跟着受到了影响。村上许多人都对此感到惋惜，村长甚至在一个会上大骂给中央电视台报信的人，他说这样的人给我们村抺了黑，给村上的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如果他知道是谁干的，一定没他的好果子吃。我弟弟也说，如果他知道是谁出卖了我们村，也一定不给那个人好果子吃——他也失业了。沙子又回到了沙子应当的价钱，而且政府也贴出告示，不许任何人再去挖沙。我的弟弟，他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无所事事，总和家里人吵架，常常待在外面不回家……我老婆又听来了其他的风言风语，她说，我的弟妹和某某人好上了，在一起办那事的时候让人家看见了。现在，村上的人都知道。她说得，有鼻子有眼。

无论它是不是事实，要是我那有着邪脾气的弟弟知道了，肯定会……肯定不是什么好结果。我得想办法，我不能看着他们的家庭散了。自从我父亲在田间长成一棵树后，我感觉自己身上的责任和压力越来越大了。可我，怎么去说呢？

机会终于让我找到了。那天我弟弟不在，我和弟妹在田间锄地，找了个理由，我将自己的老婆打发到一边儿。我吞吞吐吐，先举了一个我想了很久的别人的例子——没用我再往下说，她就明白了，竖起锄头，盯着我的脸：哥哥你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吧？别说我没做什么，就是我做了，也轮不到你管我，你还是先管管你的弟弟吧，你问问他，在镇上都做了些什么，找过多少个小姐？你先管住他再来管我！我不就是生了个瞎孩子么？你们就屎盆子一个个地往我脑袋上扣！我一身屎，你们就那么高兴？……这时，我老婆突然出现了，她先用鼻孔重重地哼了一声，然后拉长了音调：“吆，弟妹啊，谁给咱扣屎盆子了？咱可不能干他的，咱们要堵着他的门，让他给全村的人说清楚，咱得跟他没完！”

随后，我弟弟也过来了，他嚼着一要草叶儿，似乎还哼着什么小曲儿。

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真的，有些事是制止不了的，这也许是所谓的命运吧。人是不能对抗命运的，只能和它和解，任凭它压你，砸你，让风吹你，让雨打你……反正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有时我觉得日子就是苦熬。我父亲是，我弟弟是，我也是。也许我的儿子也是，他现在还很快乐，有些在我看来不着边际的想法，但很快，他也就……这是没办法的事。谁让我们是穷人呢。谁让我们只会种地呢。谁让我们，一生下来就被命给安排好了，怎么挣也跳不出去呢。这些想法我从来没有跟地头上的树说过，我不说这些，这些只能闷在心里，我能和它说的是事儿，是家里的村里的外面的事儿。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

弟弟染上了越来越多的恶习。他依然常去打麻将，看麻将，一次去看打麻将的时候还让警察抓过，然而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他竟然在警察准备将人们带走的时候翻过了院墙，飞快地消失在玉米地里。逃过了被抓的弟弟将自己看成了英雄，很得意了一阵子，村长说警察早认出是我弟弟来了，之所以没有继续追他，是人家知道他根本不可能参与那么大的赌博，抓住他也罚不到多少钱。我的弟弟，在给人家往渔粉里掺沙子的时候竟然也学会了去歌舞厅，据说还和几个小姐不清不楚，他和我们的一个侄子，因为一个小姐还曾有过争执，被我们侄子的手下狠狠地打了几拳。他曾和几个无所事事的孩子一起，敲诈过路的汽车司机，差一点没被警察抓走。据说他还参与过抢劫，这是我老婆打听到的，这也许是种误传也许是我妻子的想象，因为那次参与抢劫加油站的几个人先后都被抓了起来，而我弟弟却可以好好地待在家里。不过，他和参与抢劫的几个人都认识倒是真的，还在一起称兄道弟喝过酒。他越来越多地早出晚归，总不待在家里，而在家里就是争吵，相互怒骂，把杯子摔碎让碗和盆飞上屋顶——我对他的劝阻毫无用处，即使我拉上父亲参与也不行，他听不进任何的劝告。何况，我们的父亲只是一棵树。它不真正地参与到我的劝阻中。

他们可怜的瞎儿子，一直充当着两个人发泻怨气的出气筒。他越来越是一幅可怜的样子，甚至生出了不少的懈怠。有时，我在给自己儿子买点什么冰糕或其它零食的时候也给他一份儿，他接过来，却是一幅冷漠的甚至让人生厌的样子。

那一年，电视上说一家外地的化工厂在我们镇招工，距离我们镇并不是很远，我提了两瓶酒，求村长为我弟弟报了名。他说我弟弟的存在也让他这个村长感到头痛，打发出去也好。原来以为他也许不愿意出门，一直懒散惯了，而且没什么技能，可没用我劝说他就痛快地同意了。我想，他离开一些日子，也许对这个家会好一些，如果能多挣点钱就更好。可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我弟弟再没能活着回来。是村长通知我出事的，他说人家工厂里打电话来了，让家属过去，人伤着了，情况可能不好，具体情况人家在电话里也没说清楚。我和弟妹一起坐上了汽车，火车，然后到了化工厂，见到的是一具放在冷柜里的尸体。最初他们说是我弟弟自伤的，是他的操作失误，给工厂造成了巨大损失，如果不是人已经去了他们不想再追究，否则我们得赔偿这家化工厂的损失，那些和我弟弟一起进厂的本村的、邻村的工人们也一起作证，劝说我们要感谢工厂领导，尽快把尸体运走。那时我还算冷静，坚持要求请当地的公安介入，坚持尸检，后来他们只得承认，我弟弟是工伤，原因是有害气体泄露，造成了他的昏迷，从高台上掉了下去。听了这个结果，我弟妹才哭出了声来，她哭得声嘶力竭，痛不欲生。

我们得到了一笔钱。他们想把弟弟的尸体火化再运回我们村，我不同意。我要把我弟弟完整地运回村里，然后把他埋在我们家的地头，和父亲的树并排在一起——这个心愿最终达成了。然而，我弟弟并没有像父亲那样长成一棵树，我给他浇水，施肥，精心护理，可树还是没有长出来。我想原因可能是，我父亲是活着埋下去的，而我弟弟入土的时候已经死亡；我父亲埋入土中的时候身体是热的，而我弟弟，他的身体则在冰柜里放了很长的时间，已经结冰。

经过一些争吵，讨价还价，我的弟妹带走了一些钱，离开了我们家，而她和我弟弟的那个瞎孩子则留在了我们家。开始我老婆不同意这样的结果，后来她又在如何分我弟弟死亡补偿款的问题上和我的弟妹发生了争执，差一点儿没有对簿公堂。现在，我已经不能叫那个女人为弟妹了，她走了，离开了我们村，脱掉了和我们家的一切关系。临走的时候，她还不忘对我的弟弟进行一番恶狠狠地咒骂，尽管她最后揣走的钱是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成的。我理解她的怨恨，在嫁给我弟弟的这些年里，她没有得到她想要的。我弟弟，对不起她。

在我把弟弟埋在父亲那棵树旁的那年，那棵从父亲身体里长出的树像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还是夏天的时候它就开始黄叶，大片大片地掉下了许多的叶子，光秃秃地没有了生气。我给它浇水，施肥，买一些防虫的药给它涂上，然而无济于事——掉了树叶的槐树让人心酸。我坐在树下，和那棵父亲树交谈，谈些我觉得高兴的事儿，有趣的事儿，或者遥远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怎样来安慰它。尽管这棵树“父亲”的成分已经很少了，但我弟弟的死亡还是让这样的成分显现了出来，让我看到了它所经受的打击。春节的时候，村上和我弟弟一起打工的那些人也回到了村里，他们三三两两到我家里，有的还提了廉价的酒和糖。他们都说着其它的事儿，不提我的弟弟，我也不提，我提起来会让他们尴尬，在我去化工厂领弟弟回家的时候，他们按照厂里的说法对我撒了谎。我能看得出他们的坐立不安。临走，他们会顺便提一下我弟弟，或对我说，我们应当和厂里接着闹，有人就得了更多的钱。我不说话。事情已经过去了，平常的日子都还得接着过，一年，一年。

这么多年了，我还在种地，种小麦，玉米，芝麻，小米。在河沿上我又开出了一块菜地，足够一家人吃的，还常有些剩余。日子那么不好不坏地过着，我的儿子在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会打一个电话给家里，说不用我们担心，他正在学什么什么，我们最好能给他寄一点儿钱去。这么多年了，我还时常到地头的那棵树下坐坐，和它说说话，聊聊天，它已挺过了那年的悲伤，长得高大粗壮，有沙沙作响的茂密的叶子。有时到田间，我会带着那个瞎侄子，对他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关心，我把他带到地里，是想让他的爷爷看看，他的爸爸看看，我一直养着他，一直尽着自己的责任，而已。他倒也不用别人费心，自己待在一个地方呆呆地想自己的事儿，仿佛是另一棵树，只是没能长出绿色的叶子。

累了，坐在地头上，我说，如果我老了，也在这里挖一个坑，把自己活着埋进去。如果能像父亲那样长成一棵树当然更好，如果长不成也无所谓，长得成与长不成都是命运的事儿，顺着它就是了。说这些的时候我的侄子也在听着，他还是那幅怯怯的让人生厌的表情，这个瞎子。我皱了皱眉，这时，他突然叫了一下，侧开了自己的身子：我看到，一只灰色的刺猬，从他屁股旁边的草丛里钻出来，绕过了树，朝着河边蓖麻地里窜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