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秋天，我在云城县邮政局谋得了一份差事，成为了一名邮差。对于这项工作我谈不上喜欢，但至少，它将我从每日的无所事事中打捞上来，所以工作起来还算尽心。而且工作也不算忙，沧州过来的邮车往往在中午或下午一点的时候才到。在等邮车的时间里我可以和其他的绿同事们天南海北鸡毛蒜皮，也可随手翻翻尚未分发下去的报纸刊物，重温一下自己的诗人梦。当然这属于个人的秘密，我有意掩盖着它，像伤疤一样羞于示人，从不让它众人面前悄悄发芽——好了，打住。事情就是这样，前年秋天的时候，我在邮政局谋得一份邮差的差事，负责县城东片和居留、安成两个乡镇的书信往来。顺便说一句，安成是我的老家，我在那里出生并曾当过八年的“小社员”。

关于我的日常，我的工作，包括我这个人，都没什么好说的，我知道它对你构不成吸引，所有的日常都那么大同小异，缺乏新鲜感。所以简短介绍之后及时打住，后面谈的，可能会有趣一些，你只需要再拿出一点点的耐心，一点点，就已足够。

我发现，每个周一、周五，一个老人都会在下午一点左右准时到来，他冲着每个人笑，尽量让自己不太显现，在我们忙碌的时候并不多余——看来大家都已习惯了他的存在，有时还丢给他一支烟，在搬动报纸或邮包的时候叫他搭一把手——他的左手缺少两根手指，缺得相当整齐，应当是被什么锋利的刀具或机械切掉的。我问过他，他说是公伤，公伤，然后一脸窘态，马上叉开话题……其他人也不知道这个老人的经历，只是猜测他大概在外地当过工人，受伤之后回到了云城，也许无儿无女。他叫杜清明，这个名字就连我们局长都知道，每次我们分完报纸和信，将它们装进各自的邮袋，这个杜清明就过来一一询问：“有杜清明的信么？你查一查，有没有杜清明的信？”

没有。当然是没有。一直没有。有一次，我认真地问他，他等的是一封什么样的信，是什么人的，其实完全用不着这样等下去，现在通讯如此发达打个电话问一问就解决了。记得当时我还自告奋勇了一下，“如果你怕说不清楚，你把电话告诉我我给你打。”老人的脸上又带出了窘态。“没什么，没什么。我不急。”他被我的热心弄得……那天没等我们分完报纸他就走了，周五没来。他没来，我的绿同事们反复提到他，猜测他等的是一封怎样的信，猜测他为什么不来……那个周五，我如坐针毡。好在，等下个周一他又来了，在邮车停下时他跟着我们匆匆跑过去将车上的邮件袋一一卸下来，很用了些力气——从那之后，我再也没追问他要等的是一封什么样的信件我压制了自己的好奇。除了刮风下雨，每个周一周五他都准时到来，我们一遍遍回答：没有。没来。

在我充当邮差的时间里，有人给自己寄了一个邮包，里面是一身淡紫的裙装和一本《地球是平的》的书。知道她将邮包寄给自己纯属偶然，我说过，在等待邮车来的上午我基本无所事事，用和同事们吹牛，翻阅杂志来打发等待的时光——那一天，负责收寄邮件的同事接了个电话，于是她叫我先顶替她一下，在我上班后经常被这样呼来唤去地顶替，都已习惯了。她是在我顶替的时候来的，按照要求填写了邮寄单据，称重，交费，随后离去——邮寄收件人是云城东片人的某科局，而寄件人一栏填的是：内详。记得她离开时候我还和她开一句什么玩笑，针对于这个“内详”，她似乎没有应答——这事就算放下了。那天我去送邮包，按平时，将它放在收发室由负责收发的人签个字就行了，我再骑车去下一家单位，可那天，我到收发室门口的时候发现前面有许多的人在围观，还停着两辆警车……习惯性的好奇心让我忍不住和负责收发的那个老头儿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很健谈，很会渲染，一个偶发的车祸让他说得风生水起，紧张乃至悬疑。他一边跟我谈，一边拔通了电话，叫收件人来取邮包。于是，我现次再到了那个女人，她的高额骨让我一眼记出了她来，虽然当时我没有表示自己的惊讶。后来，我时常想起这个女人，想起她给自己寄的邮包，无论如何，这都算是一件奇怪的事儿，虽然王菲的一首歌中唱道“写一封情书寄给自己”，但那是歌曲不是生活，何况，在云城县这样一个偏僻之地。她的做法让我浮想。包括那本书《地球是平的》。后来我忍不住自己也购买了这本书，但我没能找到任何能解开谜团秘码。是的，我没想去接近她或者通过什么渠道打探她的生活，这个发现只是我个人的发现，它也进入到秘密之中。我想她肯定有自己的理由，我的打探也许会破坏掉许多的东西，不该问的不问，不仅仅是一个邮差所应当的职业要求。

还有一次送信，我被人家用木棍和酒瓶追了出来：他喝醉了。我的敲门声在他看来是一种挑衅。我送过一封信，把一个染着栗黄色头发的小女孩送成泪人儿，傍晚时候我骑车再经过那条街道，那个女孩坐在路的中间哭得已不成形，她拿着手机，一遍遍冲着它声嘶力竭地大喊，停下的车辆和围观的人们也一并感觉了心被撕裂的疼痛。她不顾劝阻，“你们滚开！你们让我死吧！”我的自行车一停没停。在我充当邮差的那段时间里，最喜欢送的，是大学生来的录取通知书，凡是这样的信，我都坚持亲手送到本人的手里，我喜欢看他们接过书信时的表情，那一刻，我有时会产生自己不是信使而是天使的错觉。当然这里也有例外。这种例外让人心情沉重，算了，不提它了。我是个信使是个小小的邮差而不是天使，就是这个邮差的活儿，也是我父母找了关系才得到的，让他们费尽了心思。

作为一名邮差，邮递员，我在云城县邮政局平平静静地干满了一年，虽然对这项工作谈不上喜欢，但还算尽心，办公室主任还曾对我说过，我如果不是临时工的身份，很可能会评上当年的先进工作者，他的语调里充满了鼓励和无奈。在他这样说过之后，我发现，几个天天和我天南海北，鸡毛蒜皮的绿同事悄悄对我有了疏远，有时还话中有话，指桑骂槐……我用多种方法对我们的关系进行弥补，甚至有意在工作的时候显得懈怠，说几句风凉话，然而效果并不明显，我承认，真正的懈怠已经来了，它在我的身体里突然就越积越厚——就在这时，接连发生了几件奇怪的事儿。

下午，我将县城东片的报纸和信一一送完，然后骑车去居留和安成，它们距离县城都不算远，居留三公里，安成四公里。在路上，我遇见一个穿白衣的，瘦高的男子，他在我经过他身侧的时候看了我两眼，抬起了右手——我的自行车很快便从他身边疾驰而过，然而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有种莫名的恐惧，一股寒意从骨头的里边散了出来，骑出一百多米，我停下车子，回头，那个白衣人已走得很远了。阳光灿烂得有些发烫，路面上闪着细细的白光……所有一切都显得平常而日常，没有任何的可疑。我送完居留的报纸和信，然后赶到安成，在递出报纸的时候，忽然从中间掉出一个暗黄色的信封，它鹅毛般飘曳着落在地上。信很薄，里面应当只是一张纸片。在捡起它来的瞬间，某个念头在我大脑里飞快地闪了一下；在我分捡信件的时候，在邮局里，似乎并没有见到这封信。这封信是什么时候的呢？从邮戳上看，它是两天前从安徽合肥寄出的，另一邮戳则提示，它到达我的手上就是在今天——当时我并未多想，对邮差来说，某一封信的存在他毫无印象也是正常，许多带有群发性质的各类广告信函有时就像一潭洪水，这算不得什么，何况我当时对自己的工作已经有所懈怠。那个下午天色还早，我就按照信上的地址和姓名敲开了一家房门。许多人都在，开门的是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他的眼圈发红，像是缺少许多根骨头，所以他不得不依在门框上让它做些支撑，他伸出的手也在微微颤抖。接过信去的时候，他背后的电话铃突然响亮而尖锐地响了起来。一个中年男子一边接着电话一边痛哭起来。

那天晚上我心情沉重，仿佛叶面积攒了乌云，仿佛里面压上了大小不等的几块石头。我给自己的两个哥们儿打过电话，几个人在一起喝了十几罐啤酒，然后一起去k歌，那天晚上我唱得天昏地暗声嘶力竭，然而我的心情依然莫名其妙地沉重。在歌厅，我很想和我的哥们聊一聊那天的发生，可又不知从何说起。说什么呢？我自己除了心情沉重之外理不出任何的头绪。

三天之后，我在分捡信件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那样的信封，暗黄色。比一般的信封似乎略小。不知为何，我突然有种预感，它来自于何处一量也难以说清楚，但那种预感带着一股寒意在我心口重重捶击了一下。它发自本地，收信人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虽然我们多年已未曾联系。他叫呼建，一个诗人。一个落魄的诗人。他还可以算是一个失败的商人。

在烟雾，混浊的霉味儿和暗淡的光线之间将他从中分辩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他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样子。甚至可以算做“面目全非”。他倒是很轻易地认出了我来，招呼我坐，坐，给我搬来一把满是灰尘和布满焦痕的椅子，我知道，焦痕是烟蒂留下的，他有将没有燃尽的烟蒂丢在桌子或椅子上的不良习惯。我说不坐了还有事儿，他的脸上立刻显现出不快：你小子现在阔了，不是当年跟在我屁股后面的时候啦，走吧走吧。我只好坐了下来。随后的时间完全是种煎熬，我们艰难地寻找着话题，有些小心翼翼……我知道，在最近几年，他从不和人谈诗，从不谈自己的过去，仿佛其中埋藏了易爆的火药，埋藏了刺伤他的刀子和令人羞愧的东西。我对他说。他的脸色很不好看，（他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是吗？）也许应该出去走走，散一散心。他用鼻孔哼了一声，侧过身子，“我完全是自作自受。弄得众叛亲离。现在没人嫉妒我了，现在，现在，真让人高兴是不是？”

沉默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说实话，看着呼建的样子我有些心酸，但这种心酸不能在敏感的呼建面前表现出来，多年以来，众多的挫折给他的身上插满了刺，使他变成了一只有些歇斯底里的刺猬。我说我要送信去了，这是我现在的工作，再见。“再见？”呼建莫名其妙地笑了一下，他站起来穿着蓝色短裤的身子，冲我摆了摆手：“我推荐你看一部片子。《莫迪利亚尼》。一个画家。一定要看。”那封让我忐忑的信在他手上。

几乎是逃离。尽管我的自行车骑得很快，但有一根线一直在我前后牵扯着，这根线连在我的骨头里，虽然没有疼痛，虽然那种牵扯时断时续，可它总是让人很不舒服。第二天上午我一到邮政局，就有绿同事神秘而兴奋地告诉我：“你知道么？咱县的那个诗人，呼建，昨天晚上自杀了！”我愣了一下，随后点点头，我知道。似乎是真的知道。

呼建的葬礼在一周后举行，来自沧州，盐山和山东的一些诗友也参加了他的葬礼，在死亡中，他凸显了自己的诗人身份，也许这并不是他的所愿。我和云城另一个写诗的朋友负责招待他们。呼建当过农民，乡广播站的记者，云城某局的办事员，某服装厂的业务员，某公司经理，可我们似乎更愿意记起他当年的诗人身份。葬礼的那天两位来自山东的朋友提议要在呼建的坟前开一个小型的诗歌朗诵会，他们专门写来了长长的悼诗，这个提议最终遭到了呼建父亲的拒绝，他没说拒绝的理由，只是斩钉截铁：不行，绝对不行。

送走呼建，大家长出口气，卸掉用在葬礼上的表情，来到一家酒馆。在酒桌上，两位山东客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们声情并茂地进行了朗诵，赢得了三五杯酒和一片掌声，不过，在他们的诗中，有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呼建。之后的酒宴一片混乱，出于极为简单的原因我喝醉了，拉住一位来自沧州的诗友滔滔不绝。我跟他说呼建，说我曾给呼建写过一首诗不过呼建并没有看过，题目叫《那个人》，其中句子我还记得，那时我就谈到了死亡。我跟他说，不管你信不信，呼建的死和我有些关系，和我送出的一封信有关系，我给他送去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感，当天晚上他就自杀了。我对他说，我绝不是瞎说，几天前我也送出过一封类似的信，通过派出所的一个朋友查过了，收信人现在已成为死者，他在安徽的路上出了车祸。说着，我的泪水流出来了，因为酒精的缘故后面的发生已记不清楚，和我一起负责招待工作的朋友说我那天又哭又闹，说了不少胡话，好在大家都喝多了，没有人当一回事。我问他我到底说了些怎样的胡话，他仔细想了想，“记不清了。反正当时觉得特别可笑。”

呼建的葬礼之后我请了三天病假，然后又请了两天，理由半真半假。我的口腔出现了大面积的溃疡并在我上班时它还未痊愈，正好充当生病的证明，虽然这不足以成为五天病假的理由。应当说我并不是一个胆量很小的人，但那两封神秘的甚至是过于巧合的信还是让我心神不宁，我感觉身体里的一部分，一种游丝一样的气，或者说是魂魄，被这两封信给扯到了空中，使我有些恍忽，莫名地紧张。如果不是母亲无穷无尽的唠叨这个病假我还会继续请下去，她一边指责我好吃懒做缺乏上进心根本不理解当父母的心情当父母的艰难，她为我现在这个工作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一边劝导我生活应当有人照顾总这样下去可不行，你韩姨给介绍了一个条件不错的应当去见一下别总让父亲母亲不省心……我原本想和她聊聊那两封奇怪的信，但最终我充当了一块木头，一个哑巴。

在一叠捆好的信件之间，我又发现了一封那样的信！我几乎是跳了起来，啊，啊，我指着那封信，嘴巴里仿佛堵着一大团棉布。“怎么啦！怎么啦？”有两个绿同事问我，他们看我的样子有些好笑。我说这封信。这封信有问题。一个同事将信拿了起来，冲着上面的光线照了照，“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啊。”他将信放下，冲着我露出他的牙齿：“哥们儿，你要不要再请几天病假？”周围一片哄笑，包括那个在邮政局里等他信件的有断指的老头儿，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找到主任，和他说了前两封送达后的发生，对他说，这样的信带有某种的不详，带有死亡的气息和密码，我们应当将它们扣下来。主任看了我两眼，然后拿起那封信仔细地看了看：“它没什么特别。它大概是某类广告信吧。”随后主任叉开了话题，他谈到了呼建的死，说本来也准备去参加葬礼的，但出门在外未能赶回来。主任说，当年他也写过诗，和呼建很熟，八十年代经常在一起，“后来他生意也做得挺红火。没想到一下子就垮了，成了那个样子。”

在他感慨的间歇我再次提到了信。主任显出了一丝的不耐烦：“我们的职责是把信送到，你要想如何及时准确地将信送到收信人手上，至于它会造成什么后果，是什么内容，都不是你要考虑的事。私扣信件违法，这事我当然不能答应。而且我相信，这两个人的死亡和你送出的信毫无关系，你要是有这本事，这工作也不用做了。”随后，他对我最近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已经有几个人跟我告过状了。你不能再懈怠下去，那样谁也保不住你。临时工我们随时可以找到。”

信，最终还是送达了收信人的手上。

随后几天，都没有送往那个小区的信件，而报纸放在收发室就可以了，我在经过那个小区的时候总是行色匆匆，故意不去打听，不去看见。可我还是在小区的门口遇到了送丧的队伍，他们的出现打碎了我的故意，使我的心沉向了谷底。我飞快地超越了送丧的队伍，是的，飞快，当我完成了七份报纸和三个邮包的投递之后还有些气喘吁吁，心跳过速。将云城东片的信函全部投递完后，我又骑车赶回了那个小区。收发室的人告诉我说，有人去世的那家姓周，在一个显要的科局任副职，可有钱了，死去的人是他的母亲，好像是肺癌。“怪不得场面那么大呢。”我装作对送丧的场面有巨大的兴趣才来打探的，“那个老太太是不是姓刘？”“那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姓刘。我找个人问一下。”收发室的热心人叫住一个有些肥胖的中年女人，“她们是邻居，关系很好，应当知道。”

那个中年女人果然知道。老太太当年可是县里的风云人物，三起三落，受过中央领导的接见，当过沧州行署副专员，后来下放到一个工厂里，还劳改过一年，最后在云城县妇联退休。“她叫什么名字？”“她叫叫……叫什么来着？看我这记性，我们还在一起工作过半年……”我说出了一个名字。“对对对！是她！”

烈日高悬，我的身上却仿佛浇上了一盆带着冰凌的冷水。

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向右，向左，枕头的里面似乎藏着一只老鼠或者刺猬，它们不停地来回爬行。我将枕头丢在一边，然后，又将它重新放回到自己的头下。里面的老鼠似乎有了繁殖，当然更可能是刺猬，因为枕头的里面有了更多的刺。电灯直直地亮着，灯管里电流在吱吱吱吱啪啪啪啪地响着，它们不肯宁静，同时又显得宁静得可怕。

我尽量不去想那些信，不去想死亡，不去想它们之间的相关以及对我的纠缠，我要用更多的“别的”来填空我的大脑，让“别的”把我大脑里的所有空隙都一一塞满。我拿过一本《唐诗三百首》。但唐诗里面的空隙太多了，有关信件和死亡的念头还是一点一点挤进来，于是将它放下，随手抽出了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他的书里布满了太多的死亡……我索性下床，穿着一条蓝花短裤来到客厅。打开DVD，挑选了了盘周星驰的片子放进去——片子看完已是深夜。另一间卧室里母亲的鼾声像是沉闷的雷，可我却毫无睡意。在沙发上，我随手拿起一张过期的云城日报，从第一版看下去。

报纸五版，呼建的自杀占有了一个角落，和他的死放在同一版的还有天天证券问答，房产广告和一则某地副市长骑自行车上班的新闻。消息中，呼建自杀前换上一身最好的衣服，但从七楼上跳下的他使“身上的衣服已看不出原样的样子，多处裂开，沾满了血污。”消息中，呼建当年的诗句又被重新提起，“本质上说，呼建是一个为诗而生的诗人，尽管他曾经过商取得了相当的业绩，但诗歌一直是他生命中的难以舍弃的基石。他是云城的海子。他的死，标志着一个诗歌时代的过去。”

离开报纸，我重新回到床上辗转，困意如同一些石灰灌进我的大脑里它变得发沉发木却始终无法入睡，电灯悬在头上吱吱吱吱啪啪啪啪地响着总能把我踏进梦中的一只脚突然地拉回来，它这亮了整整一夜。

在失眠和困倦的拉锯中，直到凌晨的时候困倦才开始小有战胜。我做了一个灰白的梦，我梦见了呼建，是他的一个旧样子，穿着风衣，竖起的衣领遮住了他大半张脸，使他的面容更加模糊。他叼着支烟，在梦中，它一明一灭，闪着红色的光——那是梦里唯一有颜色的部分。他不说话，就在我的对面站着，似乎依然有很多的不快，心事重重。我问他，你不是死了吗，他仍旧没说话，把头偏向了别处。远处，似乎有雪花飘着，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在他的风衣上。我再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放不下的？是你离异的老婆还是在车祸中丧生的女儿？突然，我想到我送出的那封信，一阵泛滥的恐惧很快充满了我留在梦中的身体，四周的光线也随之暗了下去——那封信，那封信……在梦中，面容模糊的呼建转过头来，他将烟蒂吐在地上，然后抖落肩头的雪，那些凝在一起的大片雪花忽然变成了一封封带有死亡印迹的信，那么多，风吹起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