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妻子从沧州老家回来，谈及在沧州发生的两起命案，很有些心有余悸的样子。她说，那些天她每日的晨练被她自觉终止了，走在街上总有种不安全的感觉，仿佛某个逃犯正躲在暗处，伺机——“你说，我只是听说都感觉害怕，睡不好觉，杀人者整日东躲西藏，会不会天天做噩梦？”她问。史书上说，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兵变”杀了自己的哥哥和兄弟之后一直噩梦连连，心神不宁了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

有了这篇小说的最初想法。我遇到过肖德宇也遇到过肖德宙，他们来自于现实和日常，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路人。当然，如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她《默默无闻的人·跋》中言说的那样，“一切文学作品都是混合体，有幻觉、回忆和行动，有日常谈话读书所获取的情况和材料，还有我们自身生活的片断” ——是的，肖德宇和肖德宙以及小说中的故事都属于混合体，它和所谓的原型距离甚远。我也不止一次地自我坦承，我的写作多数可算是“概念先行”。我不想只写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我希望，我的小说是对人存在的质询和审视，是对人心的质询与审视……它是我一贯的偏见。

肖德宙的死对于我这个写作者来说也同样算是秘密，我也只能和你一样探究、猜度。在小说中，真正洞察真像的人是他的哥哥肖德宇，但他永远不会将真像向我们说出。这，牵连着他的愧疚。愧疚，成为压在他心上的石头，使他成为另一个李世民，噩梦连连，也使得他走向救赎。这篇小说，想要展示的是他的救赎之路。“救赎”，大约是一个粕来的词汇，我试着让它在我的小说中落地生根，看它在我们的国民性中会有怎样的特质和异质：首先，它来自于内力、外力的被迫而非宗教感的自愿，假如不是自己的内心难以安抚，噩梦连连，肖德宇未必会让自己走向什么救赎之路；其二，避重就轻、自我麻痹始终伴随着整个救赎的过程，他甚至会在救赎中产生崇高感；其三，个人的救赎并不是完全由个人承担的，其中的“代价”时常会转嫁与分摊，他有意无意中在减少自己应当的负责——在最后，肖德宇的救赎变成了对弟媳赵宁生活和自由的干涉，留住赵宁成为他救赎的一个部分，重要的部分……在我所见的人与事中，这种转嫁型救赎相当普遍，他们和我（我不认为我有特别的豁免权，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有时会道貌岸然、义正辞严地将个人的救赎代价转嫁出去，做得相当心安……（说到这里，我的脸有些发烧）

未曾“露面”的肖德宙也是我想说的核心之一，在我所见的人中，在我公安朋友们的转述中，肖德宙们的存在使我对某种的善恶相对论产生着动摇和怀疑。当然，小说艺术产生于“道德悬置的地方”（米兰·昆德拉语），在小说中我也未对所谓的道德律令进行纠缠，虽然我保持了提出疑问的权利。

感谢《大家》杂志，感谢《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同时在此我也想向《中国作家》的张倩女士表示感谢与歉意。最后，也要承认，在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多多少少有些“媚俗”，我想借我的小说表示，底层文学写作应当有另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