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拖着头发从屋子里拖到了院子，然后被拖到大门的外面。她的哀求和呼喊根本不起作用，或者说作用相反，作用相反的可能性更大些，我们看见，杨桐的力气都用在了他的手上。尽管被拖着头发，但她一定是看见了我们，于是她试图摆脱那只抓住她头发的手朝院子里跑，然而杨桐轻而易举地就把她拉了回来。“还想跑！”杨桐的脚落在她的腰上，她哎呀了一声就摔在地上，我们看见，她的左眼早就有些发青了，颜色斑驳的衣服上满是尘土和泥，两条巨大的粘粘的鼻涕正悬挂着落下来。

——杨桐，你怎么总打你娘呢。我们中间有人忍不住了。

——我才打你娘呢。我就愿意。谁说她是我娘？

对于这个有些呆傻的人，我们只得摇着头叹着气早早走开。我们早走了，杨桐的力气也会慢慢地小下去，要不然他就没完没了。人家是一家人，我们根本制止不了什么，何况是一个间歇性的疯子。

在杨桐打他母亲的时候，杨桐的父亲从来都不出现，其实他在，我们知道他在。有一次一个好事的人悄悄溜进他的家里，看见他正蹲在灶堂一边，用一根烧透的木柴点一支粗大的烟。“你不管一管你的儿子，他在打他娘呢？”那个好事的人想把他拉起来。“他的怀里有刀。”

据好事的人讲，杨桐的父亲就是那样说的，他的怀里有刀。——有刀又怎么啦？好事的人表示了他的不解，真是一家人啊，都到一块儿了。

有刀又怎么啦，好事人的不解多少有点假装的意思。他不可能不知道杨桐的哥哥是怎么被抓起来的，这和刀子可大有关系。杨桐的哥哥杨槐，在两年前的一个晚上，用一把刀子刺进了村长刘珂的肚子。刘珂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才出来，从医院出来的村长说话和以前大不相同，以前他的嗓音宽阔而嘹亮，而现在，他说话的时候总是时断时续，而且声音很小。我父亲说他的肚子没有完全补好，一说话就会漏气——这自然是玩笑，而且这句话并不是我父亲第一个说出来的。

好了我还是说这一家人的事儿。我说这话的时候杨槐还在监狱里关着，有人说快放出来了，也有人说他判的是无期一辈子都甭想出来。这家人啊。这也是一辈子。我母亲在送走杨桐的母亲之后总会发一阵感慨，她经常来我家串门儿，临走的时候一边哭着一边找我母亲要点这样那样的东西，我母亲早就被她来怕了。有一段时间我母亲也整天在外面串门，天快黑的时候才进家，可我母亲前脚进来她的后脚也就跟进来了。那样一个人，从来都不看别人的脸色，她只管说她的，哭她的，骂她的，然后向你要些东西。我母亲会和她讨价还价，然后把一些认为用处不大的物件丢给她。

我母亲说他们家就一个好人，还留不住。我母亲指的是杨桐死去的一个哥哥，他是在十二岁的那年死的，死在村口的那条河里。我记得他。尽管我早就忘了他的样子，也忘了他的名字，我说我记得他，是记得他的一些事。我和他曾是同学，所以他是不是好人我应当比我母亲更有发言权。我不觉得他是个好人，至少在他死去之前他的好人没有长成。他总是用一种阴森的斜眼瞧人。他用图钉扎女生的屁股。我们曾打过架，就在他死去的前一个月。他很少和人说话，我们帮五保户扫院子的事他也从不参加。好了，一个死人的事就不再说他了，可我不觉得他是什么好人。也许死亡会让一个人变好。

隔三差五，杨桐就会抓着他母亲的头发把她从屋里从院子里拖出来，让她哀求和嚎叫。看得出杨桐对于打他的母亲越来越上瘾了，他母亲嚎叫的间歇也一次比一次短。那时候，我们也不出去看了，包括那些好事的人。无论什么事时间一长就渐渐平淡，缺少新鲜感和故事性了，只是这种平淡有时让人感到可怕。我母亲就是觉察出平淡中的可怕来的那个人，她说这家人，也是一辈子。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啊。当然我母亲的感慨并不意味她更具什么同情心，即使当着杨桐母亲的面儿，她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疏远和厌恶。可是她依然要来。无论我们给她端出的是什么样的脸色和表情。那天她来和我母亲说她要给杨桐娶一房媳妇，她说她准备卖掉家里的那头母牛。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和父亲也在，我们并没有把这事当真，谁愿意嫁到这样的人家，谁愿意嫁一个疯疯癫癫的人？

我记得当时我父亲放下手里的碗，你家杨桐要是娶了媳妇就用不着打你了。他打他媳妇就行了。杨桐母亲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的尴尬来，她喃喃地说了几句什么走了，那天，她没有张口问我们家要什么东西，包括做鞋底的破布也没要。

我们难以相信杨桐会娶上媳妇，可媳妇还真的被娶进家门了。据说那是一个四乡的女人，我们没有看见她，杨桐的父亲早早地就把门闩上了，他说新媳妇怕见人，过几天再来吧。有好事的人在外面喊总得请我们喝喜酒吧，我们可是送钱来的，杨桐的父亲还是那句话，过几天再来吧。

这一家人做事总是这样，我们其实早就见怪不怪了。有人甚至怀疑，他家是不是真的娶来了媳妇。

然而晚上的时候我们听见了女人的哭叫，那声音明显比杨桐母亲的细嫩多了。那天晚上，好事的人和其他好事的人悄悄地爬进了他们家院子，他们看见，杨桐的父母把一个很瘦小的女人按在炕上脱去了她的衣服，然后两个人又捆起了她的手和脚。据好事的人说，杨桐的父亲告诉杨桐怎样怎样可他没听明白，或者是杨桐的父亲故意没说明白，于是那个老家伙只好先脱下了自己的裤子，趴到了瘦女人的身上。当然这只是据说，好事的人在这个据说里叙述了太多的细节，那些细节写在纸上依然会不堪入目，于是删除了。这里可空出一千字也可以空出八千字。

第二天杨桐家没有开门，第三天还是没有开门。从好事的人那里得来的消息是，那个女人一直被捆绑在炕上，她赤裸着，她的衣服都被杨桐的母亲抱走了。第四天，杨桐的父母上地干活去了，他家的门上牢牢地挂着一把很大的锁。

我最终没有看见那个来自四乡的瘦女人，她在一个月后偷偷地跑了，杨桐的母亲说他们全家所有的衣服都藏起来了，都锁起来了，她总不能光着屁股跑吧，她光着屁股能跑到哪里去呢？杨桐的母亲说她值一头牛的钱，这头牛就这样跑了，往后这日子该怎么过呀。我和我父亲、母亲听着，听着，我父亲终于忍不住了，他重重地放下了手上的筷子：她跑了是她有福。要是落到你们家，还不如死了呢！

——看你怎么说话！我母亲冲着我父亲。可她满脸的笑容，她毫不掩饰地笑了起来。

我父亲说这些的时候我在场，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可我没见过杨桐娶来的那个四乡媳妇，在那个月里，我去了一趟南方，回来之后她就逃跑了。

后知后觉的镇派出所终于在一天下午带走了杨桐。两天后的下午他又出现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他的头发理过了，剃成了一个光头，闪着一股更阴森的青色的光。一进自己的院子，他就伸出手去抓住了他母亲的头发，把她一步步地拖着，像拖一条麻袋那样一步步地拖出了院子。

那天她没有哀求，而是一边哭着一边大骂，老的，大的，少的，活着的和死去的，都被她骂了个遍。木头一样的杨桐的父亲也终于出来了，他抬起脚，狠狠地朝自己老婆的肚子上踢去。

这一家人是我的邻居。我们俩家只隔了一栋旧房，而那栋旧房里已经没人住了。在他家院子的外面有一棵枣树。某个傍晚我从外面回来，看见一个背景正站在树下，往枣树上打药。他打药的姿势看上去很用力，仿佛带着一股重重的怨气。走过去，我发现他是杨桐的哥哥杨槐，他不知什么时候被放出来了。

――回来了？他冲我点点头。树上净是虫子。

回到家里，我把遇见杨槐的事儿告诉我母亲，她说她知道了。她说，没见过在院子外面的树上打药的，再说，树上也没什么虫子。

第二天中午，我哥哥家的孩子装了一裤兜的红枣兴冲冲地跑进了家里，他说是在外面的树上摘的，一个男人告诉他，这棵树上的枣没人要了，谁摘了就是谁的。――那枣不能吃！我母亲从屋里一步窜了出来，她脸色苍白，摇摇欲坠。

这一个狠毒的人从监狱里回来了，他回到这一家人当中了，他仍然和我们做邻居。以后的日子肯定还相当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