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总是不舍。

有多少想做的事情没有做，有多少想见的朋友没有见，还有多少好吃的东西没吃到，一声叹息而已，一生好像都是这样过了。

老H要上班，不去机场了，早上熬了我最喜欢的奶茶，吃着家乡的红糖月饼，算是送行了。

中午上的飞机，抱了一堆报纸，看着看着就困了。据说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最适合睡觉，因为身体在承受失重的冲击，各个器官都很疲劳。来回乘飞机最伤人的就是时差了，每每要丢失许多睡眠，这次飞抵伦敦是当地的下午两点半，在北京已经是上床的时间，而我当日还有许多日程需要完成，所以，上飞机就睡觉是明智的。

我借着飞机的颠簸和摇摇摆摆起飞带来的迷瞪感觉，进入睡眠状态。不想隔壁的老兄抢先一步进入梦乡，鼾声雷动，就像敲在了人的脑门子上，我一忍再忍，失去了困意，也许人老了就是这样，娇气了。

我坐起来，打开电脑开始写我的报告，做些有成效的事情吧。窗外云层很厚，飞机好像爬在棉堆上面，阳光从一个窗口恍过另一个窗口。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坐飞机，那是一个比较老旧的飞机，起飞的时候，窗子的隔层玻璃之间有水珠子不断流下来，我慌张地看着周围，其他乘客都挺平静，我心中想像着，也许飞机会从这里裂开。

八十年代有一次回老家，时间的关系选择了坐飞机，那好像是安－2－4，座位不多，飞机起飞的时候颠簸得好像要散架子了，所有的人都把住身边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大家脸上都有几分惊恐。升空之后这种颠簸似乎没有很大的缓解，而且机上噪音极大，相互说话都要喊的，我心里恐惧了，开始考虑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想来好笑，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写下自己对身后的想法。

没带本子，有笔，写在了一块纸头上，自然主要是对孩子的感情，对父母的感激和对H的留言，对朋友的感受等等。飞机安全降落了，乘客沿着尾部的梯子钻出来，我回头看着这架漆色暗然的小飞机，决定回程坐火车，之后至少有十年没有选择乘飞机回老家。

九十年代在联合国谋事，常坐俄罗斯的直升飞机，老大老笨的，倒是稳当，每次飘飘悠悠地起来，荡起的风尘能把老乡的房顶掀起来。有一次出差，三架直机，我们后面的载记者的飞机故障，从40多米高空跌落，落得如此笨悠，飞机完好，人们只是在冲撞跌到中受些伤。

比较刺激的还是乘美国的鹰式战斗直机，速度快，一升空就像子弹一样冲出去了，感觉人体走了，心留在后面了。当时最常坐的还是大力神运输机，看上去憨憨的，很凿实，其实一点都不舒服，里面是一排排的凳子，可以靠在机舱壁上，带上挂在舱壁上的厚重耳机仍然遮不住隆隆的噪音。飞机的舱门特别宽，后面可以进车，前面可以跳伞。我总看着前门，觉得如果突然开了，我们都得从凳子上滑出去。

现在飞机坐得多了，早就不去想什么了，从离开地面的那一刻起，就把一切交给在驾驶室里的那位掌舵人，和许许多多参与这个飞机的制造和维修过程的人们了。记得在曼城参观空客机翼制造车间的时候，我看着那些动作缓慢而又专注的技术人员，认为自己多年来对飞机的信任是有基础的。

把思绪拉回来，写着我的报告。航程过半，隔壁的老兄睡好了，鼾声停顿。我想，现在开始睡也是可以的，至少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也好支撑下飞机后的日程。不想，这老兄又开始聊天了，与一位显然是新结识的同路人：“你住在哪里？”

“....”

听不清楚回应，那位显然比较有教养，声音控制得很好。

“哦，住那儿啊，是在伦敦。”

“....”

“那你经常来吗？...”

谈话继续着，都是简单的小话题，值得那么高声地宣示吗？我纳闷着。但是小话题持续着，这老兄总想得出来各种小问题，聊着。

我看表，已经一个多小时了，知道自己今天没有睡觉的命，掏出电脑，继续写我的报告吧。

抵达顺利，伦敦晴天，13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