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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声明，这里的“兄弟”二字不是余华的热销书《兄弟》，而是指八十年代与他同时出道的苏童和格非。前些时见到格非，格非说他要出去一段时间，谈起余华，因为是老熟人了，便直截了当地问：余华对批评界的看法究竟在意不在意？格非笑道：“当然在意，可以说是非常在意。要是你我也在意啊。”我想这倒是实话，作品就是作家的孩子，没有一个作家会真正不在意的。

认识他们三人很早了。最先认识苏童。当时他北师大毕业刚刚在《钟山》当编辑，上北京来组稿，当时北京有许多小圈子，李陀、沙青、林谦、多多和我常常在林谦家里聚。有一天林谦把苏童介绍给我们，向我们组稿，在座的都似乎都不热情。回家的路上，苏童和我坐一趟车，一路跟我谈小说，让我再写一篇类似《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的小说给他，我答应了，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并没兑现。之后不久，苏童的“枫杨树系列”便以不可阻挡之势红了起来，再过两年，《妻妾成群》改编成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便更加火爆起来，几乎与此同时，余华的〈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格非的〈褐色鸟群〉等纷纷出现，他们的作品我都喜欢，特别是稍后孙甘露的《信使之函》，更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后来我调到央视，开始热情颇高，写了一个单本剧《风铃小语》，获了第十四届飞天奖和中央电视台CCTV杯一等奖。但是好运不长，我的情绪很快陷入低谷：中心让我请了苏童、余华、格非来策划一部戏，我提出加上孙甘露，被当时的领导否决。奇怪的是，这三位先锋好手策划了一部不是他们所长的拐卖儿童的题材——说实在的，辛苦是真辛苦，每天策划到凌晨两三点，而余华绝对是主侃，主要故事都是他的，侃到激动之处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苏童是助侃，倚在被垛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应和着，格非在三人中年龄最小，却最老成，他端坐在那儿，几乎是一言不发。

最要命的是，他们策划完了就走了，并没有兑现“分片包干”的诺言。这下子我可惨了，我们的部主任让我一个人来写，这样的题材简直就要了我的命。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写这样违心的命题作文，幸好兴安还帮我介绍了一个合作者。写完了，我觉得好像虚脱了似的，死了大量细胞。更要命的是，写完了，又突然说，中央台怎么能搞这样的题材？这是揭露社会黑暗面嘛。我的心理承受力历来脆弱，未等领导最后定夺，便将剧本转给了王朔。当时他的时事公司刚刚开办不久。王朔帮了我的大忙,非常痛快地签了协议.后来这部电视剧以《千里难寻》的题目面世，也没什么反响。

后来与苏童在花城笔会上相遇，告诉他这一段故事，他哈哈大笑。

    与苏童\林白在花城笔会上

此事之后，我好长时间都拒写电视剧。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可我的性格真的不是一种成功的性格。照我看，成功的性格不外两种：一种是执着，一种是变通。可我是既不执着又不善变通。如果执着，我会想办法说服领导，用“海枯石烂”之法；如果善于变通，我会遵循领导意见，修改我的剧本，用“暗度陈仓”之法。但是我当时只有一种反应，就是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就好像一个大人给一个孩子舔了一口糖，然后指着一大堆脏袜子说，你把它们洗出来，糖就是你的了，可孩子用了最大的力气洗干净袜子，大人却说，这些破袜子卖给卖破烂的得了，根本就没有洗的必要。

 苏童一直在南京,格非调到清华后倒是常有见面的机会.至于余华，去年在法国作家罗伯·格里叶见面会上见到他，发现他这十几年来根本就没什么变化，起码是外貌没怎么变，当时他情绪颇佳。那天，是我第一次看到《兄弟》的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