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由未知的事物所定义

孙甘露

    去年底，经过起伏跌宕的一年，历经自然灾害唤起的悲悯和奥运会带来的喜悦，几部画面精致、配乐优美、主题高尚、深入浅出的贺岁电影，使公众于百感交集中，迅速认同此类感情纯洁、道义至上的宣传。艺术作品一般涉及的矛盾、幽暗、充满歧义的人生故事，在百年一遇的巨大悲痛和巨大幸福前，看上去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转至年关，打摆子式的世界前景忽然有了明确的结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海啸瞬间降临。在这个大环境下，今年率先上映的几部外片，又将一些严峻的主题带了回来，纠缠人们原本只是想娱乐一下的身心。

    改编自畅销书的《朗读者》，因为对纳粹历史的精微反省，使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好人同时也是好纳粹”的道德困境再次成为焦点；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则被孟买贫民窟的部分人视为好莱坞肆意歪曲东方的作品。

    转回国内，也有些争议围绕着春晚而起。大概是觉得春晚对二人转艺人的净化还不够彻底，或者是我们逗闷子的机能已经适时地完全退化，方言俚语中一些说法也招致了訾议。

    隐约觉得，新的一年是似乎是舆论道德回归的一年。新年伊始，人们已经在电影与电视的娱乐中交相指责，用紧缩的尺度丈量彼此?

    作为受众，我们的处境大概类似于电影《朗读者》中的凯特·温斯莱特，我们勤勉、专注、精力充沛而且私下里交流并不总是那么顺畅，我们是些疲惫的成年人，是精神上时而坚定时而游移的人，是强烈需要那些我们够不着的标准的人，我们的局限使我们依附于那些特别的通道——朗读、春晚或者一切在空间流动的声音，并且视之具有特殊的道德含义。

    阅读此文的人，我们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文盲：语种、知识、常识、风俗乃至某种理论。如果盲目、偏狭使我们羞愧，无法示人，我们就会趋向于封闭自己，或者就会倾向于将他人的质疑看作道德审判，将俗世看作是道德的对立面。

    实际上，我们部分的是由我们不知道的事物定义的，那些令我们不适，使我们困惑，逾越我们的阅历，挑战我们经验的事物，或许正是令我们醒悟的良药；阅读和聆听恰是致使我们完善、宽容的途径，如果有什么事物令我们在“语言的牢狱”中感到不安，没准获救之门正借此向我们敞开。

原载2009.2.10《上海壹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