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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雄:文学是我一生追寻的梦想
(2013-12-02 2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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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
10月时《新华书目报》对本人作了一个采访，近日，该报第6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专访，倍感荣幸，特贴出专访全文如下：
朱家雄:文学是我一生追寻的梦想
朱家雄，上世纪70年代生于湘中，优秀的青年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校花们》、小说集《毕业前后》。在各类报刊发表小说、诗歌、评论、随笔等各种体裁作品一百多万字。主编并出版《北大情事》《北大情书》《北大情诗》等及“70后”作家群小说选《玫瑰深处的城市》《旋转在内心的月亮》等校园类、文学类图书十多本。
□本报记者繁星
朱家雄是“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众多“70后”作家中，他是比较独特的一位：他对北大有着无法割舍的情节，其创作或出版的作品就多系大学生活题材，他通过这些作品表达着对北大的敬意与热爱；同时，他又是一位对“70后”作家群体高度关注的作家。著名作家邱华栋这样评论朱家雄：“作为‘70后’小说家中的重要一员，朱家雄或许有个同代作家无法攀比的独特之处，那就是他主编过好几本‘70后’作家的小说选，而这或许也是他多年来始终用心注视着同代作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近日，朱家雄主编的名家随笔文丛“品尚书系”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推出，书系汇集了张颐武、解玺璋、谢有顺、李少君、谭旭东等人的作品均被收入其中。其中《未名湖畔的青春》一书由朱家雄创作，这既是对他所热爱的文学长期实践、观察和思考的各类文章的一个精选集，也是他20年文学求索之旅的一个青春总结，更是中国当代文学近二十年来蓬勃发展的一份独特而宝贵的个性化见证和记录。借新书出版之际，本报采访了朱家雄。
记者：您主编的“品尚书系”从酝酿、组稿到编审、出版整个过程几近两年。您为什么想出版这样一套书系？此书系的作者横跨多个领域，为何选择将他们的作品编成一套丛书呢？
朱家雄：2011年夏，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张利编辑跟我约稿时，我只是想把自己的随笔集《未名湖畔的青春》交出去并希望能出版。编辑看好我这本书，但出版社选题会给出的答复是：这本书的确不错，但不如再找几本书来一起出。难得出版社有这么大的气魄来推丛书，所以我就接受委托主编这样一套随笔文丛。“品尚书系”的定位是名家随笔，所以我就联系了一些作者，组织出来这样一套书。我想，各位作者之所以走到一起来，最主要的就是在文学方面有最大的交集。
记者：您的小说《校花们》《毕业前后》是以青春校园题材为主，新书也聚焦“校园”和“青春”，是否可以说您有着“校园情结”？新书与您之前出版的校园题材作品有何不同？
朱家雄：我承认，我的确有校园情结，而且是比较强烈的校园情结，这从我主编《北大情事》《北大情书》等书中就能看得出来。我写的小说，也是打的青春校园牌。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太喧嚣、太紧绷了，唯有校园还比较清静、淡泊，也相对纯净、放松，让我一直比较怀念和向往。
《未名湖畔的青春》是我第三本个人专著，前两本都是小说，这本是随笔集。其实说随笔集并不准确，书中收入的是我20年来所发表的各种文章的一个精选，这些文章涵盖了随笔、散文、评论、诗论甚至人物专访、社会特写等，应该算是一个各种体裁文章的合集，如果说这些文章都有一个核心的话，那就是“文学”。
记者：您原来是一位诗人，如今又成为了一位知名的小说作家，当初为何选择改行写起了小说？诗歌创作的经历，对您创作小说有哪些影响？
朱家雄：我的诗歌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所作，这些“产品”一直到现在也还有多数没有发表。之所以这样，也跟我后来改行写了小说有关。上学的时候，我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得最多的就是文学书，头一两年，看得最多的是古今中外各种诗歌作品，不过后来慢慢把阅读的重心转移到了小说方面。在大量阅读小说作品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对小说的理解越来越清晰，而且我觉得小说带给我的快乐明显区别于诗歌。小说更具体，更直接，与我们置身的时代现实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特别是生活中的一些戏剧化遭遇，人生道路上各种或大或小的偶然性的转折，尤其使我产生了想用小说表达对生活与命运的思考的愿望，而我也已经感觉到诗歌在表达方式和表达效果上的相对局限性。
诗歌创作的经历对小说写作的影响或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或许是潜移默化不知不觉的，但我想，这至少使我在小说语言运用的准确性和贴切性方面获得提高，当我写小说时，我可以感到由诗歌积累的能量在为我加油鼓劲，我因此可以使小说中一些必要描述表达得更具文学性，有的地方还可以运用到诗歌所特有的那种跳跃性和抽象性。
记者：曹文轩评价《未名湖畔的青春》佐证了您的步履“在70后作家中的扎实、坚韧和醒目”。是什么让您坚持进行文学创作的？对您来说，文学是什么？
朱家雄：每个人的天赋各不相同，就我对自己的了解而言，我在文学方面的天赋相对自己其他各个方面来说似乎是最明显的。当然，这也需要一点运气，幸运的是，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有幸与文学相遇了。因为这一相遇，我才得以发现自己对文学有着发自内心的兴趣，很乐意去为之钻研，所以就一直兴致勃勃地坚持了下来。对我来说，文学是最可以让自己获得愉悦、满足和成就感的东西，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我想我都找不到放弃的理由。我把文学视为自己要用一生去追寻的梦想和永无止境的事业。
记者：人到中年，您对文学的认识有怎样的变化？
朱家雄：年少时，文学更多地是一种陶冶心灵的兴趣与爱好，喜欢读一读文辞优美的篇章，觉得那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当自己竟然也写出了第一首诗、第一篇小说的时候，那种暖洋洋的兴奋和喜悦，我想是每一个文学青年都曾有过的体会。人到中年，对人性、对生活、对社会、对我们的时代，有了更全面、更丰富甚至更深刻的认知，或许是因为感触良多，所以我更加重视文学的社会属性。虽然文学对现实没有实际的干预能力，但文学有它的作用，它可以安抚我们的内心，让失衡的我们去接近平衡，它更可以表达我们对人生、对世界的感受和看法，包括对一些事物的斥责与鞭挞，而且还可以把我们所经历的社会现实记录下来，当然，必须是用文学自己的方式，必须是细节丰富、富有质感、真实而又生动的那种记录。
记者：您在作品中曾多次提到对“70后”作家困境的看法。与“50后”“60后”“80后”甚至“90后”相比，“70后”作家在创作上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朱家雄：“50后”“60后”作家很多都已是功成名就、著作等身，他们的社会关系、所处的位置、所占据的资源，都不是“70后”作家所能比的。所幸，与他们相比，“ 70后”作家还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愿景、更充沛的精力和更良好的体力，还有奋起赶超的机会与可能。与“80后”甚至“90后”作家相比，“70后”作家的优势在于生活阅历更丰富，人生经验更充足，所遭遇的挫折也更多，对于写作者来说，这都是宝贵的财富。“80后”作家中固然有一些名利双收的新贵，但在文学成就上，比起先锋文学直接的继承者“70后”来说，应该还是有差距的。“90后”还太年轻，大多数作者还都在网络上充当“文学民工”。但“70后”作家的劣势也很明显，比如在图书市场上缺乏“80后”那样的号召力，在网络文学圈又没有“90后”那么积极奋进，那么漫山遍野。
“70后”作家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崛起于市场经济时代，他们内心中还留存有理想主义的印记，但都在商业社会物欲横流的大潮中深受伤害，不是他们不适应，而是当时的他们还太年轻。如果说这一代作家彼此间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觉得首先是各个作家写作风格或大或小的区别。“ 70后”作家中的许多人其实还在努力往上蹿，大局似乎还没有完全定格。但近些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70后”作家似乎已被分化成两个比较大的阵营和阶段，其一是前半段的“北漂”“海漂”“南漂”作家群，可谓“前期‘ 70后’”，其二是近几年越来越得到强化的作协体制内的地域性作家，可谓“后期‘70后’”，这两大阵营的精神气质可谓差别巨大。
记者：在出版市场上，“70后”作家的作品并不算多。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朱家雄：“70后”不像“80后”那样，很年轻的时候就赶上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这样的机遇以及随后的市场化的畅销书运作待遇。“70后”作家所走的大致是在报刊努力发表各类作品的传统道路，而报刊尤其文学刊物早已不具备在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影响力。“70后”作家走上文坛之际，他们发表在各家文学刊物的小说已经把影响力收缩在一个小范围的文学圈当中了，所以“70后”作家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虽然很多，却也少有人可以在出版市场上叱咤风云。
记者：您不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图书策划人，您对于这两个身份是如何定义的？
朱家雄：我策划、主编这些图书并促成其出版，或者是觉得这样的书有意义，比如我主编的“ 70后”作家小说选，或者是觉得这样的书有意思，比如北大题材的图书。不过说到底，我觉得真正的动机其实是冲着文学去的。我觉得自己的身份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许多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作家”头衔。可实际上，我这个作家也是业余的，我从来没在作家协会拿到过创作津贴，更没有机会成为体制内的专业作家。但这一切或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从生命中挤出多少时间用于写作和思考：你这一生究竟能写出几部有分量的与我们时代紧密关联的优秀之作来？当你老了，你觉得自己是否无愧于“作家”这个非是一份正式职业的荣誉？
刊于《新华书目报》2013年11月25日第六版
网址： http://b.xhsmb.com/20131125/news_6_1.htm
记者：您主编的“品尚书系”从酝酿、组稿到编审、出版整个过程几近两年。您为什么想出版这样一套书系？此书系的作者横跨多个领域，为何选择将他们的作品编成一套丛书呢？
朱家雄：2011年夏，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张利编辑跟我约稿时，我只是想把自己的随笔集《未名湖畔的青春》交出去并希望能出版。编辑看好我这本书，但出版社选题会给出的答复是：这本书的确不错，但不如再找几本书来一起出。难得出版社有这么大的气魄来推丛书，所以我就接受委托主编这样一套随笔文丛。“品尚书系”的定位是名家随笔，所以我就联系了一些作者，组织出来这样一套书。我想，各位作者之所以走到一起来，最主要的就是在文学方面有最大的交集。
记者：您的小说《校花们》《毕业前后》是以青春校园题材为主，新书也聚焦“校园”和“青春”，是否可以说您有着“校园情结”？新书与您之前出版的校园题材作品有何不同？
朱家雄：我承认，我的确有校园情结，而且是比较强烈的校园情结，这从我主编《北大情事》《北大情书》等书中就能看得出来。我写的小说，也是打的青春校园牌。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太喧嚣、太紧绷了，唯有校园还比较清静、淡泊，也相对纯净、放松，让我一直比较怀念和向往。
《未名湖畔的青春》是我第三本个人专著，前两本都是小说，这本是随笔集。其实说随笔集并不准确，书中收入的是我20年来所发表的各种文章的一个精选，这些文章涵盖了随笔、散文、评论、诗论甚至人物专访、社会特写等，应该算是一个各种体裁文章的合集，如果说这些文章都有一个核心的话，那就是“文学”。
记者：您原来是一位诗人，如今又成为了一位知名的小说作家，当初为何选择改行写起了小说？诗歌创作的经历，对您创作小说有哪些影响？
朱家雄：我的诗歌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所作，这些“产品”一直到现在也还有多数没有发表。之所以这样，也跟我后来改行写了小说有关。上学的时候，我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得最多的就是文学书，头一两年，看得最多的是古今中外各种诗歌作品，不过后来慢慢把阅读的重心转移到了小说方面。在大量阅读小说作品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对小说的理解越来越清晰，而且我觉得小说带给我的快乐明显区别于诗歌。小说更具体，更直接，与我们置身的时代现实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特别是生活中的一些戏剧化遭遇，人生道路上各种或大或小的偶然性的转折，尤其使我产生了想用小说表达对生活与命运的思考的愿望，而我也已经感觉到诗歌在表达方式和表达效果上的相对局限性。
诗歌创作的经历对小说写作的影响或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或许是潜移默化不知不觉的，但我想，这至少使我在小说语言运用的准确性和贴切性方面获得提高，当我写小说时，我可以感到由诗歌积累的能量在为我加油鼓劲，我因此可以使小说中一些必要描述表达得更具文学性，有的地方还可以运用到诗歌所特有的那种跳跃性和抽象性。
记者：曹文轩评价《未名湖畔的青春》佐证了您的步履“在70后作家中的扎实、坚韧和醒目”。是什么让您坚持进行文学创作的？对您来说，文学是什么？
朱家雄：每个人的天赋各不相同，就我对自己的了解而言，我在文学方面的天赋相对自己其他各个方面来说似乎是最明显的。当然，这也需要一点运气，幸运的是，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有幸与文学相遇了。因为这一相遇，我才得以发现自己对文学有着发自内心的兴趣，很乐意去为之钻研，所以就一直兴致勃勃地坚持了下来。对我来说，文学是最可以让自己获得愉悦、满足和成就感的东西，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我想我都找不到放弃的理由。我把文学视为自己要用一生去追寻的梦想和永无止境的事业。
记者：人到中年，您对文学的认识有怎样的变化？
朱家雄：年少时，文学更多地是一种陶冶心灵的兴趣与爱好，喜欢读一读文辞优美的篇章，觉得那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当自己竟然也写出了第一首诗、第一篇小说的时候，那种暖洋洋的兴奋和喜悦，我想是每一个文学青年都曾有过的体会。人到中年，对人性、对生活、对社会、对我们的时代，有了更全面、更丰富甚至更深刻的认知，或许是因为感触良多，所以我更加重视文学的社会属性。虽然文学对现实没有实际的干预能力，但文学有它的作用，它可以安抚我们的内心，让失衡的我们去接近平衡，它更可以表达我们对人生、对世界的感受和看法，包括对一些事物的斥责与鞭挞，而且还可以把我们所经历的社会现实记录下来，当然，必须是用文学自己的方式，必须是细节丰富、富有质感、真实而又生动的那种记录。
记者：您在作品中曾多次提到对“70后”作家困境的看法。与“50后”“60后”“80后”甚至“90后”相比，“70后”作家在创作上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朱家雄：“50后”“60后”作家很多都已是功成名就、著作等身，他们的社会关系、所处的位置、所占据的资源，都不是“70后”作家所能比的。所幸，与他们相比，“ 70后”作家还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愿景、更充沛的精力和更良好的体力，还有奋起赶超的机会与可能。与“80后”甚至“90后”作家相比，“70后”作家的优势在于生活阅历更丰富，人生经验更充足，所遭遇的挫折也更多，对于写作者来说，这都是宝贵的财富。“80后”作家中固然有一些名利双收的新贵，但在文学成就上，比起先锋文学直接的继承者“70后”来说，应该还是有差距的。“90后”还太年轻，大多数作者还都在网络上充当“文学民工”。但“70后”作家的劣势也很明显，比如在图书市场上缺乏“80后”那样的号召力，在网络文学圈又没有“90后”那么积极奋进，那么漫山遍野。
“70后”作家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崛起于市场经济时代，他们内心中还留存有理想主义的印记，但都在商业社会物欲横流的大潮中深受伤害，不是他们不适应，而是当时的他们还太年轻。如果说这一代作家彼此间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觉得首先是各个作家写作风格或大或小的区别。“ 70后”作家中的许多人其实还在努力往上蹿，大局似乎还没有完全定格。但近些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70后”作家似乎已被分化成两个比较大的阵营和阶段，其一是前半段的“北漂”“海漂”“南漂”作家群，可谓“前期‘ 70后’”，其二是近几年越来越得到强化的作协体制内的地域性作家，可谓“后期‘70后’”，这两大阵营的精神气质可谓差别巨大。
记者：在出版市场上，“70后”作家的作品并不算多。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朱家雄：“70后”不像“80后”那样，很年轻的时候就赶上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这样的机遇以及随后的市场化的畅销书运作待遇。“70后”作家所走的大致是在报刊努力发表各类作品的传统道路，而报刊尤其文学刊物早已不具备在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影响力。“70后”作家走上文坛之际，他们发表在各家文学刊物的小说已经把影响力收缩在一个小范围的文学圈当中了，所以“70后”作家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虽然很多，却也少有人可以在出版市场上叱咤风云。
记者：您不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图书策划人，您对于这两个身份是如何定义的？
朱家雄：我策划、主编这些图书并促成其出版，或者是觉得这样的书有意义，比如我主编的“ 70后”作家小说选，或者是觉得这样的书有意思，比如北大题材的图书。不过说到底，我觉得真正的动机其实是冲着文学去的。我觉得自己的身份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许多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作家”头衔。可实际上，我这个作家也是业余的，我从来没在作家协会拿到过创作津贴，更没有机会成为体制内的专业作家。但这一切或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从生命中挤出多少时间用于写作和思考：你这一生究竟能写出几部有分量的与我们时代紧密关联的优秀之作来？当你老了，你觉得自己是否无愧于“作家”这个非是一份正式职业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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