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96年夏我在《中华读书报》实习的时候，5月的一天，《北京文学》拟在北京郊县顺义举办一次笔会，《中华读书报》作为唯一的新闻媒体受到与会的邀请，于是我以实习记者的身份被报社有关领导派去参加。笔会为期两天，第一天是大家发言，我记得与会的有当时《北京文学》的主编浩然以及杂志社的领导和编辑如社长章德宁、执行主编兴安、编辑王童、张颐雯等，再就是当时正被《北京文学》力推的一些文学新人，如徐坤、赵凝、张人捷、陆涛、半岛、古清生、邱华栋、田柯、朱也旷、丁天等，当中最年轻的应该是丁天，他大概是当中唯一的70年代人。

记得在那个所谓的“新生代”作家笔会上，大家发言都很踊跃。应该说，笔会的气氛是热烈的。晚上甚至还举行了气氛更为热烈的联欢舞会。那个舞会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都跳得比较勤奋。但印象中似乎也有几位男同胞自始至终也没有上场跳舞，比如丁天、田柯、邱华栋几位。丁天和田柯倒还上台卡拉OK了几曲，邱华栋则完全只是坐在舞池边当旁观者。

田柯我是以前就认识了的。记得1994年我在北京大学的校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北大学生辩论队的文章，约摸有3000字左右。为了挣稿费，我就把这篇文章又投给了当时刚创办不久的《北京青年》杂志（即现在的《北京青年周刊》），当时田柯（本名田科武）在那里当编辑，领导就把稿子交给了他来编辑。我记得当时自己还到团市委院内该杂志的编辑部去了一趟，结果就认识了田柯，感觉上他和我年龄应该很接近。没想到在这个笔会上遇见了，一开始我们互相都没认出对方来。

邱华栋则是我之前我所知道的，1994年到1996年我在人大新闻系学习的时候，班上订有《中国青年报》等多份报纸，而我一直负责班上的信箱，所有的报纸每天都是我第一个拿到，第一个阅读，那时我们很重视读报（念的就是新闻系嘛），读得还很认真。我记得曾经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过一篇刘心武与邱华栋对话的千字文，因此就记住了这个名字。没想到在这笔会上居然见到本人了。

舞会过程中，邱华栋有一阵正好挨着我坐，记得舞会过半的时候，他忽然很有兴致地邀我出去走走，仿佛想要清静一下。我很高兴有人提出这么个好主意，简直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记得邱华栋领着我在顺义街头的夜色里溜达了大约十几分钟，但都聊了些什么却不大记得了，总之大抵是谈文学的话题罢。虽然没有多久我就和他回到了已不大喧腾的舞会现场，但由此我却对只比我大两岁的邱华栋留下了哥们一般热情、随和的印象。

丁天大概是大家公认的帅气而白净。我们之间说话不多，但舞会后大家在招待所的客房里聊天时他对的一个举动使我对他产生了深刻印象，我记得他隔着床给我发一支香烟时是专门从沙发上起身趴在床上递过来的，我觉得这人待我不薄啊，弄得我也想趴在床上来接他的烟。
第二天一大早，因为系里的老师和毕业生统一要在这天上午拍毕业照，我就独自提前从顺义回到了城里。后来我才从《北京文学》第8期上有关这一笔会的报道中得知，此次笔会的其他所有同志又安排了一天参观、拍照之类的活动。正是该期杂志，刊登了以上部分作家的小说作品，比如古清生、邱华栋、朱也旷、田柯、丁天、赵凝、张人捷等人的小说，甚至还有一篇电视节目主持人姜丰的小说。我记得自己认真读了这本杂志，当中印象最深的两篇小说，我觉得得是丁天和姜丰的。

1997年，在一家杂志社做事的我很偶然地联系到姜丰，并在当年秋天采访了她。记得我当时还带着这本杂志，并告诉她，我读了她的这篇小说，写得很动人，云云。

2000年，当我开始选编“70后”爱情小说选《玫瑰深处的城市》一书的时候，我首先就想到了姜丰和丁天这两位7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结果都获得了支持，而在此过程中，在1996年这次笔会上认识的编辑张颐雯更是热情地为我介绍了一些她有联系的作者，比如魏薇、阿美、陈家桥等人，真是非常感谢她。如此，我通过各种渠道联系这些作者，终于使这件事得以圆满完成，2001年春，该书乃得以出版上市。

再说张颐雯，她哥哥是著名评论家张颐武，我在北大求学时曾听过他的课，1998年编《北大情事》时曾经约过他一篇相关的文章（之前不久，张颐武因为批评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照搬”《哈扎尔词典》一书而和韩少功在打官司），结果极少为人写书稿的张颐武先生还真写了一篇，尽管当中并没有写什么真正的“情事”。

记得好像是1997年吧，我给张颐雯寄了一些诗歌。她则把我的《诗四首》提交给了当时应邀主持《北京文学》诗歌栏目的诗坛前辈林莽先生。林莽先生通知我，诗歌不错，拟用。我记得当时自己真是高兴得很。甚至几个月后我再次采访姜丰和她通电话时我还顺便告诉她，《北京文学》将会刊用我四首诗。

遗憾的是这几首诗一直也没发表出来。我曾几次打电话向当时的执行主编兴安先生问及此事，他总说找个机会给你发出来吧。遗憾的是，直到几年后兴安先生离开了《北京文学》，这几首诗也还是没有见刊。不过这在文学期刊，大抵也是司空见惯的事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