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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小说：在传统中坚守、在变奏中前行

作者：刘火

由于周克芹（1936—1990）的出现和存在，四川小说与新时期文学同步前行；由于阿来（1959—）的出现和存在，四川小说在中国小说版图里占有重要一地。已经举办过的八届“茅盾文学奖”，四川共有五人获得。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和当下的第二个十年，四川小说在传统与变奏里奋然前行。

乡村书写

以《饥饿百年》、《不必惊讶》等小说闯进中国文坛的罗伟章，展示出四川小说的乡村图景书写的新成就。中篇《银子》以其反讽和黑色幽默的姿态，把张献忠屠川这一历史事件变成了小说家笔下的四川叙事。与温情的乡土叙事截然不同，这是一桩今天叙述起来都要抽寒气的叙事，但从历史的宿命上看，它向我们显现出乡土可能产生的另一种力量，反人性和反历史的力量，这样的价值指向是四川小说里原来没有的或极少有过的，这需要胆识。新近的《声音史》，则把乡村图景的平民化书写，过渡到一种具有形而上的书写。面对城市扩张对乡村景物造成的褫夺以及对乡土人心造成的伤害，小说中以一个只能用声音且异样的声音来表达对世界和世道人心看的小人物，叙述着乡村的急剧的变化。作者对此的焦虑的是：“他们怀念失去的故土，就把故土的名字捆进行李，落脚之后又含进嘴里”。显然，这样的叙事与周克芹的乡村叙事对接了起来，但是却在新的背景前，四川的乡村图景却比温婉的周氏小说多了些沉重和忧伤。周云和是四川乡村图景书写近年来的生力军。周云和在2014年一年内在《十月》、《中国作家》、《当代》、《北京文学》等期刊上密集发表了五部中篇小说《幸福花儿开》、《酒仙儿》、《月亮之上》、《张组织》《入土为安》。城市化的进程在打破城乡二元对立功不可没，但二元对立却如幽灵般徘徊。由在此夹缝之间出现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小人物的人的尊严，以及对原生态的元叙述，是周云和小说的关注点和重要表征。安昌河的土镇系列，从《我将不朽》、《断裂带》到新近的《欢乐的芬达》，把自己的叙事平台放在川北的一个小乡镇里，以有些魔幻的手法，建构着作家独有的一套小说修辞。凸凹的长篇小说《甑子场》，把时代风云与小人物的命运，置于历史与当下的双重语境里展开，显现出作家的诗人情怀，以及诗性语言于长篇小说里运用的可能。尽管四川乡村图景书写似乎还缺少一点厚度，但无庸讳言，现实主义的理念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四川小说一个不衰的传统，从沙汀、李劼人、周克芹等，源远流长。不过，新生代有了新生代认知和叙事。活跃的傅恒、钟正林、马平等作家，虽然其叙事平台都放在乡村或城乡结合部，但是那种线性的叙事传统，已经有了新的元素。在四川乡村图景书写里，有一个重要元素得隆重地指出，那就是四川方言的运用。当普通话成为全国小说的主要叙事语言后，如何让方言背后的不同的文化、宗教、政治因素，通过方言显现出来，不只是一个作家的难题，同时也是作家如何保留和继承多元文化基因的一种责任。这一点正是四川乡村图景书写作家的一个共同品质。

康巴作家

由于阿来的聪颖和用力，《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等长篇（包括非虚构的《瞻对》），使阿来赢得世界性声誉，新近又连续在《人民文学》和《收获》上发表两部藏地题材的中篇《三只虫草》和《蘑菇圈》，足见阿来旺盛的创作力。得益于阿来藏区叙事的启示，以达真、格绒追美、尹向东为代表的康巴小说以及由此衍生的康巴作家群，成为当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存在。已经具有广泛影响的《康巴》与《命定》，是达真“康巴三部曲”前两部。达真的小说大开大合，尽情抒写藏汉结合部壮美的地域风情，表达对藏汉文化里的生龙活虎各色人等的致敬，达真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里呈现了一种少见的阳刚之气。同时让康巴的小说叙事成为一种公众能接受的事实，一种既见血性又见温情的康巴叙事。

“康巴小说”，或者以此构建的“康巴作家群”，或许还有待更长时间和更多作品的检验，但是，“康巴小说”作为一种存在和一种新的昭示，却如雪山草地一样的具象。在康巴作家群中，除达真外，格绒追美、泽仁达娃、仁真旺杰等也是这样，一出手就是长篇小说。《隐蔽的脸》（格绒追美）、《雪山的话语》（泽仁达娃）、《雪夜残梦》（仁真旺杰）等，展示出康巴作家在结构故事和塑造人物的不凡能力。致力于短篇的尹向东，却显示出作为小说家的语言天赋。尹向东的几篇短篇一经面世，国内的《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立即给予了回应。短篇小说是最考小说家才智的小说叙事，因为它容不得水分。一个8000字的《空隙》就是这一不俗业绩的一个佐证。康巴小说能引起国内文学界的重视，当然与康巴小说的汉藏地域交界、汉藏文化交汇的“异质”叙事有关。但这不是康巴小说成功的全部。康巴小说除了这一“异质”叙事外，重要的是康巴小说家们对康巴藏地历史的穿透，特别是对藏汉文化的摩擦、冲突和融合过程中，揭示出两种文化或两种文明在冲突、碰撞的历史长河里，由于人性的光芒，逐步走向理解到走向融合。尽管康巴作家们知道而且也不回避“他和他们是两个族群，千百年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理解和尊重，便是通向融合的道路。达真的《康巴》和《命定》显现出康巴小说的这一共同元素和基本构架，特别是《命定》，藏汉在抗日战争中共赴国难走向和解走向团结，让历史的真实成就为当下的真实。同时，在不同文化、信仰、宗教和时代的结缠里，状写和揭橥人的命运和人性的光亮，让达真的小说呈现出一种世界性的意味。《雪崩》（洼西）把一个“寻仇”的故事植根于“寻根”上。主人公顿巴在神的启示和感召下，在爱情和亲情中完成了自我救赎，同时着手对自己历史和自己文化的反思与救赎。在这一自救与他救的进程，“雪崩”转喻成了另一种象征：固守许久的东西，会因人性的光亮长出新芽；千年不变的东西，会因人的自救与他救使得历史前行——和解、融合、共生地前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这句“流行语”，在康巴小说和康巴作家群的叙事里，得到证实。

青春叙事

城市化的进程加快，让乡村图景渐行渐远，让时间成为倏忽即逝的飞矢。城市化的当下，写作者和写作对象，重要的是阅读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化写作里的重要标识青春叙事，不可逆的成为小说写作的现实且实际的版本。何大草以其学者教授身份，写了许多历史题材作为元背景但却先锋的小说。但是，何大草成名的正是青春叙事的长篇小说《刀子与刀子》（2003）。由《刀子与刀子》改变的青春电影《十三棵泡桐》在第19届东京电影节获得评委会特别奖（2006），可见四川小说里的青春叙事，在中国当代小说里是开先河的。“八零后”的七堇年和颜歌，两位作家少年成名，随着长大，小说技巧更具功力。在两位作家的长篇分别登陆《收获》后不久，两位作家的作品又共同登陆《收获》2014“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不过，颜歌逐渐地离开了青春叙事，而将自己叙事建构在一个叫平乐镇的平台上，这就是颜歌的《我们家》（《收获》2012年第5 期）；而七堇年的《平生欢》（《收获/长篇小说/2013/秋冬卷》）则把青春叙事投向历史的深处与未来的打望。

十几年的光阴，可以把少年的一切，包括友谊、爱情、对未来的眺望，以及由此纠结中生成的恩怨，消磨在十几后重逢的不知所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七堇年，还在青春的日子里就对青春保持警惕（这与时下的“青春电影”有了区别）。十几年间，少年时的故旧，无论恩怨，随着各自的生活和各自的生存，命定中的抗争，抗争里原命定，与时间一样，放逐不可逆转。在《平生欢》时，七堇年的回望不是记忆的简单重复。而是时间在十几年放逐期间的冶炼和燧火，或者时间在十几年的增殖。重现后的青春，不再是青春的还原，而是新生成的另一种图景。在《平生欢》里：“世间万物，熬不过去的，岁月磨灭它；熬过去了的，岁月反倒装饰了它”。 “装饰”一词，既是对“前青春”的肯定，更是对“后青春”的打望。经过时间放逐和燧火后的青春，少了一些浮尘，多了一点金属。

同为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颜歌，以现代主义小说观念结构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我们家》（包括新近的《三一茶会》、《奥数班》）的图景安放在川西坝子里的一个叫“平乐”（之前叫“桃乐”）小镇。事实上，颜歌把自己的叙事平台放在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小镇，除了向福克纳、马尔克斯致敬外，显示出青年作家的野心：让生活着的当下和当下的生活，长成一个作家观照人生回望岁月的大树。小说中的一干小人物，不按时间，只按“我”的视角，粉墨登场，演义着或微不足道或自以为是或光明正大或琐屑不堪的人生百态。《我们家》里有一条隐藏很深的叙事轴。这一叙事轴就是对青春远去的焦灼。面对流走的时间和过烟的红颜，一个看似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依然在是否已经成长、如何成长的迷茫中迷茫。时间不可逆，就如有哲人说过两次踏进去的河不是一条河。但是，在琐碎的日子里，对时间的恐惧，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两次踏进也至N次踏进去的那一条河不还就是那一条河吗？颜歌的这一青春叙事，显现出青春叙事的重要变量。这与作家早期《马尔马拉的璎朵》的旨趣，相去甚远，也与时下伪现实与伪浪漫成风的青春叙事有了不同的品格。

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