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新世纪十年川渝诗歌大展四川卷编后记

         刘泽球

如同一列长途列车，当代汉语诗歌几乎一直是在一座昏暗、回旋的山谷里沉闷行进着，辗转着，寻找着方向和回应。这是一种我们自己特色的地下状态，以至于经常陷入虚拟语境下的自言自语或者失语。

又是一个十年。依照某些评论家的年代学分类，已经该是一代的诞生和一代的退隐了。但实际的情况，却绝非以年代来说事那么简单。说到四川诗歌的辉煌，很容易让我们从记忆打捞出许多已经成为文化典籍里星宿般的名字。四川是一个不缺乏创造历史和改变历史能力的地方。时至今日，我们中不少人还沉浸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与京、沪等地几分天下的“四川诗歌重镇”的历史幻觉里——在那个崇尚群众运动和地方势力角逐的年代，历史和英雄是容易被创造的。所谓“重镇”，那不过是个集合概念，为领袖和对自己写作缺乏肯定能力以及趋附者准备的，当然也是为批评家编写历史而准备的。真正对汉语诗歌有贡献的个体化或者倾向性群体写作，以及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本才是最重要的。

世界并没有因为一个新世纪的到来而发生期待中的断裂式的变化。十年来，四川诗歌少了许多上个世纪的革命性、实验性冲动，反倒显示出另一种平和的多样性和个体性，几乎没有怎么参与本世纪初那场新的诗歌“圈地运动”和强行进入历史表演。这或许与诗歌日益边缘化的无奈、尴尬处境有关，也与四川诗人长久浸淫在蜀地的闲适、散漫氛围有关。

四川人素有“反骨”的传统。所以四川诗歌在形态上往往具有割据的特征。成都继续扮演这个内陆省份诗歌首都的角色。绵阳、内江、德阳、乐山、凉山、泸州、南充等地则逐渐成为拥有或大或小诗人群体的“外省”式城市。但除了发星倡导“地域性”诗歌写作以外，多数人似乎对以地域划分并不十分感兴趣。客观讲，新世纪十年，四川诗歌给当代汉语诗歌的最大贡献，是为数众多民刊的不懈坚持而带来的四川诗人整体性持续写作。正是这些民刊，打破了地域和诗人群体的界限（事实上，很多诗人经常同时出现在不同的民刊上，群体界限总是那么模糊），从而让诗人创造的个体性得到显现。

在这十年里，《非非》先后出刊5卷，《存在》出刊6卷，《终点》出刊3卷，《独立》出刊10卷，《人行道》出刊10期，《屏风》出刊3期（书刊型），还有《幸福剧团》、《芙蓉锦江》等刊物。《非非》、《存在》、《终点》、《人行道》分别推出了二十年和十年纪念专号（足见四川民刊运动坚持之久）。《非非》、《存在》和《独立》凭借理论和作品文本已经具有流派写作的特征。如此大规模的创作量，对当代汉语诗歌是一笔难以估价的影响。

周伦佑领军的后非非诗人群，高举体制外写作的大旗，蒋蓝、陈亚平、雨田、袁勇、陈小繁等纷纷拿出自己的阶段性力作，其影响已经超出了诗歌的范畴，成为二十一初期独特的文化现象。存在诗歌群体的陶春、刘泽球、谢银恩、曾令勇、索瓦、田一坡等始终坚持哲学思考和诗歌写作两个维度并进，创作了一批既有“存在”写作取向，又有个人风格的作品。曾令勇与朱杰更是转型成为信仰写作的代表。《独立》倡导的地域写作诞生了一个庞大的以大凉山为中心的诗人群体，并且推出了一系列主题诗歌专号，产生了广泛影响，部分内容具有史料意义。《人行道》采取轮流担任主编的做法，成为最具有民主主义色彩、也最具有包容性的刊物，出刊也很有规律性，张卫东、胡马、卢枣、张哮、高岭、李兵等先后担任主编。《屏风》以成都青白江为中心，聚集了李龙炳、胡仁泽、黄啸、易杉、黄元祥等一批诗人。曾经有一个不错的民刊《幸福剧团》，杜力、韦源、李兵、马雁、胡未、萧瞳、沈映辉、吴建军、琼娃等是其主要成员，但随着杜力等人远走京城，就没什么声息了。

柏桦在贡献了具有文本学意义的《水绘仙侣》之后，又创作了拷问历史的巨制《史记：1950—1976》。何小竹、席永君、凸凹保持了一贯的写作风格。哑石、举人家的书童、陈建等人续写了一种隐逸、旨趣式的风格，特别是举人家的书童将现代汉诗与佛教理喻、古典情结结合，形成了某种个人体。龚学敏继续宏大叙写的理想，《紫禁城》展现了另一种类型的历史隐喻。70后诗人成为这一时期的生力军，胡应鹏、白鹤林、陶春、刘泽球、陈建、朱巧玲、杨晓芸、周薇、韦源、胡亮等是其中的代表。罗铖、二丫、熊盛荣等80后诗人也逐渐崭露头角。

如果做个粗略统计的话，广义的四川诗人（包括外地进入四川和寓居外地的四川诗人）恐怕从数量上是最多的了。精确去描述和概括这个群体非常困难。编辑本次川渝诗歌大展的时候，我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苦恼，为了保持与重庆诗歌总体数量上的平衡，只有忍痛放弃一些人的作品，但保留下来的依然十分可观。邱正伦是个例外，本来是把他放在重庆那边的，袁勇帮着组稿时一股脑放在一块，被波佩以为已经编入四川诗人卷，并且写进文章，只好将错就错，也算一桩文坛逸事。起初还想把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叱诧风云的前辈也收编进来，但多数无法取得联系，相当多的人其实在这个十年早已与诗歌无关了。这是一个双重的遗憾，寻找和放弃的遗憾。

我时常想，或许所谓“四川诗歌”只是一个伪概念，因为没有谁是为四川这个地域和文化概念而写作的，我们共同遭遇的只是与四川这个地方发生的身体和精神联系。关键是我们中有谁能够坚持得更持久，写作得更深入，更接近诗歌的本质，仿佛是传说中圣杯骑士的角逐。诗歌最终是个人的隐秘事业。

朱大可曾经试图给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命名为“零时代”。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命名，既有这十年的数字属性，也暗示了另一种开始或者空白。

布罗茨基在那首著名的《黑马》里写到一匹“黑得如同夜晚，如同空虚”的黑马，它在篝火外徘徊着、逡巡着，跃跃欲试，“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或许时间就是那匹黑马，它选择那些能够驾驭并且不肯放弃的人；或许诗歌就是那匹黑马，它在寻找最终写出它的那个人。

                  2010年8月于旌城龙井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