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径通道与窄门许可：面向世界的学术

——读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凸凹/文

历史顺江而下，在“五四”的滩头，中国文学遇到不可回避的抉择。今宵，我捧读一本书，七十年前的画面竟在我眼前清晰地呈现：在中国文学封闭的房子里，一束又一束外国文学的阳光，正通过翻译的管径与窄门，源源不断地进入；锁打开了，墙倒坍了，古老的中国出现了一片五四新文学灿烂的天空……

这，就是经诗人朋友张建华荐书，我初读《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王锦厚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的感觉。再三细读之后，我要说，对王锦厚教授致学的精神，求实的作风，思想的高度，独到的见解以及干练的笔力，我是欣赏有加的。

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或新文学运动，“五四”运动无疑是伟大的契机。它在中国文化史和现代文学史上，是有它自己生成的作用与功绩的。可是，对于它的重要意义与认识，一直没有作出到位的评判；对于它的研究和借鉴，也有失之于片面和肤浅之嫌。

值得庆幸的是，这项艰苦而有意义的工作，已由王锦厚教授积多年教学、研究的心血和成果，终于完成了。在“中国文学,面向世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口号感召下,我仿佛看到了王教授那颗忧国忧文的善良的心灵,看到了他人格的力量。他首先是一位不狭隘的、豁达的、开明的、具有先进头脑的，甚或激进的“世界文学的鼓手”，然后才是一位中国学者。文学是世界的，文学是世界性的。是清醒的时候了。倘若我们还在怀疑、还不研究五四新文学以及当代文学的成就是受了外国文学的巨大影响才取得，并且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依然要不断地吸取外国文学的营养才能实现的话，实乃一种不可救药的愚顽，也必难逃步入文学的死胡同直至衰落下去惨不忍睹的劫难。这，大约正是作者著书的初衷。

读该书还有一个感受，作者思想的光芒不是逼射下来，武断地“打动”读者，而是散布、融解在朴素的字里行间。另外，作者虽然以其自身的智慧立足于世界文学的高度，但却是躬着身子与读者平等交谈，谦逊而真诚，读来和顺。当然，实现这些，完全有赖于作者严谨的致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有赖于引用资料和数据的翔实、全面和准确。作者也讲到：“‘五四’外来影响是多么复杂……因此，我尽可能运用一些原始材料，让材料自己去说话，也许比发空议，连篇累牍的空议要好得多！”可以说，该书对原始资料的相机嵌用，是有效果的。

今天的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水准相比到底存在不存在差距？不管当下文坛一些热过了头的激进份子怎么看，差距不仅存在，而且还相当大，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各个文种相较之下，诗歌的差距最小。虽然我们不能以一个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泱泱大国、一片拥有那么多作家和诗人的土地竟无一人摘取过诺贝尔文学奖来评判中国文学的水准，但重新端正对外国文学学习的姿态，肯定是必要的。不过，就诺贝尔文学奖而论，至今不得摘取，如果究其原因，我想作家的水准较之文学的交流，已经不是重要因素了。“交流已成为势不可挡之势。今天，离开文化交流，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发展，简直可以说，难以生存。”交流又是一种可逆的活动。“事实告诉我们，不注意输出，也就不能很好地输入。”要交流，翻译是最基本的条件和保证。“但也不能不看到，我们的翻译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五四新文学的作家和诗人们，几乎人人都懂外语，一门两门，甚至五六门。为使中国作家早日融并世界文学的一线队列，我们现在的作家和诗人似乎也该像“五四”时期的作家和诗人那样？姑且不论有无一网打尽的必要，但这个苛刻的要求，我想却正是王教授的一大祈望。

《圣经》中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相信，只有得到窄门许可的中国文学，才能变得宽大和获具很好的覆盖能力。

读完《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人，大约都会有一种激情，希望说几句什么，像我一样。

（原载《剑门》文学季刊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