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品质中的诗歌扩容

——凸凹诗歌片论

（山东威海）燎 原

大约有近十年的时间，凸凹在我的视野中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名字。最早应该是在1999年，我曾收到过他寄赠的诗集《镜》。这一记忆之所以深刻，还因为凸凹这个名字。不久北京的几位作家来威海，其中的一位也叫凸凹——本名史长义，北京房山区文联主席，写小说也写评论。与北京小说凸凹说起四川诗歌凸凹，他也奇怪如此生僻的笔名竟也会如此地不谋而合。此后关于凸凹的信息来自我先后接触到的《文坛轻骑》《芙蓉锦江》以及其他多种刊物，其中有他在成都龙泉驿组织桃花节诗会的信息、他与一干人马为“振兴中国诗歌”而开辟“第三条道路”的信息、继而加盟“中间代”的信息。但在我的感觉中，这么多的信息反而遮蔽了他的诗歌。

《手艺坊》收录了凸凹的110首诗作。其中的一些诗歌我肯定读到过，但现今诗坛写得不错的诗歌实在太多，因此许多好诗读了也就读了，很难让人刻骨铭心。但当这些诗作经过选编集合在一起，它所强化出的主体风格便多少让我有些惊讶。

这种风格之于凸凹体现出了一种浑然的中年写作气象——我是在阅历、宽阔、外溢、法外得法、诗外成诗的角度上使用这一概念的。这是一个人经过漫长时间过程中恨不得领有一切时尚的写作套路，努力使自己进入前沿时，突然之间的随心所欲、自成气象。这些诗作一个突出的外在特征，是口语叙事的松弛感与长行句式，从容不迫的语速推进节奏，整首诗歌形体的宽敞大度。但在这其中，凸凹又把握住了一个重要的内在元素，在一个长行中通过带有变异色彩的短句、词组的有机揳入，改变了诗句的“平白如话”和单调的流畅，使之反挫出了一种皮韧的弹力。这种形式特征潜含着这样一种象征语义：凸凹的写作已不再煞费苦心、刻意求奇，他以自己的阅历经验和技艺感悟，倾向于一种更为本质的表达。

而这种本质性的表达，便是他以“人文地理作家”的资源，注入诗歌中的诗外元素。人文地理学是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和变化的学问，但诗人作家们的方式一般都是将“人文”与“地理”的顺序倒过来：着重于探讨一方地域的各种人文现象，内容也更为宽阔，包括了一方地域的山水、气候、物态，人群的历史流变、心理构成、文化特质，乃至时代变迁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诗人的诗歌写作过程，就是不断寻求并确立自己的文化背景过程，当这一背景确立之后，他的写作也就获得了一个区别于他人的自己的根基，他接通了“地气”，以一种气息性的元素，在一方地域的现时截面，叠现出蕴含着时空流程细节的立体图像。这样的写作综合了史志品质的真实性，小说品质的传奇性，由此而形成了一首诗歌在广阔兼容手段上的丰富涵容。这正是一个诗人在宏富的中年人生写作中的典型标志。

《中原八记》《西北十记》《临邛八记》《上海三记》《大观镇志》《桃书》……凸凹以自已所拥有的人文地理资源和能量，通过与这些地域板块大面积的对应和对映，在沓杂恣肆中，呈现了一种新异的地域生态信息图像。而他的《地主的女儿》则几乎是以自传体小说的简缩版，再现了1949年后一个国度的社会变迁史。其他以一个个村镇为题材的诗歌，大都聚合了一种地域民间史和地域风俗史的特质。

我之所以在凸凹显然更为丰富的诗歌中特别看重这一品质，是因为我自己、当然还包括更多的人，都有过长期的乡村生活史，它一直潜在地牵系着我的知觉神经和阅读期待。作为一种描述对象，乡村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基本上一直被轻佻的粉饰所歪曲，当凸凹以冷静的人文地理视角切入其中，无疑是切入了这一领域的写作正题，并切实地呼应了我的乡村经验和阅读欲望。

                             2008、7、24·威海

作者简介：燎原（1956- ），本名唐燎原，生于青海，在陕西关中度过少年时代，现为某报社高级编辑，著有《高大陆》《西部大荒中的盛典》《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地图与背景》《海子评传》（修订本）《昌耀评传》，编著有《重读诗人·昌耀诗歌精品赏析》、《一个诗评家的诗人档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