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那个时代，张幼仪应该算新女性了，开公司，炒股票，坐写字楼，可是静观她的一生，依然因循着三从四德的束缚，少女时代的她“从兄”嫁了不爱自己的人，婚后七年“从夫”解除了这桩婚事，年老后又“从子”为自己找了一个归宿。

对她而言，也许只有这样在别人的许可下，才能过得心安理得，面带微笑。她习惯性的忽视自己的内心，于是别人也逐渐习惯忽略了她的感受。“她（幼仪）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令人尊重”，梁实秋的评价恰如其分，可是人们在敬重她的同时，有谁真心替这个尽责任的女人考虑过，有谁试图去感受过她的内心呢？就象徐家老爷，会把最靠近老夫妻卧室的另一间房专门留下来，给从儿媳变成义女的她，可是再豪华的房间盛放的也只是一个人的清寂和孤独啊！

当然，徐家一直器重这个儿媳， 1931年徐母病重，徐志摩父亲坚持要张幼仪出面主持家政。张幼仪认为自己的身份不合适，坚持必须徐志摩打电话，她才能去。接了徐志摩的电话，她去了，里里外外，井井有条，一直侍候到徐母去世，操办完丧事。而徐志摩此时的正牌妻子陆小曼却被拒之门外，只能住在一家小旅社里。徐志摩为此愤愤不平，写信给小曼，“我家欺你，即是欺我-----这次拒绝你，便是间接离绝我，我们非得出这口气。”

徐家对张幼仪的好，世人皆知，当时甚至还有一些关于徐申如和张幼仪的传闻。为徐志摩写过传记的韩石山经过考证，认为不可信，以徐志摩的敏感和性格，如果发生，他不会不觉察；如果觉察，他绝对眼里揉不得沙子。那些传言应该是些空穴来风的无稽之谈。

“她是极有风度的一位少妇，朴实而干练，给人极好的印象。”正如梁实秋所言，

张幼仪并非没人追，刚刚离婚不久，就有一个留学生常来看她，有一天终于开口问她，还打算结婚吗？张幼仪的回答只有一个字——“不”。据说20世纪30年代又遭遇过罗隆基的追求，此人清华大学毕业，也曾赴英美留学。他很会讨女人喜欢，跟妻子常年关系失和，却对张幼仪大献殷勤，又是送鲜花，又是请喝咖啡，张幼仪一概婉言谢绝。罗还以为是婚姻阻碍了自己，就决定离婚，他自己说，“每天抓住太太没头没脑的乱捶乱打，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死去活来，什么赡养费，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便自动下堂就去。”这样的男人自然不能嫁，事实上，罗隆基离婚后，娶了王右军，这位王小姐据说是《日出》里陈白露的原型，幸亏张幼仪没有对他动感情，否则，象她恐怕也很难是“陈白露”的对手。

常常有人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其实好女人和坏女人PK，也未必占得了上风，就算比张幼仪命好，也多是被摆在供桌上像模像样地供起来，很难得到掏心掏肺的疼爱。好在能被供起来的女人多半被供着也会像模像样的笑，不管内心是荒凉还是平静。

张幼仪第一次婚姻里的人，吝啬到不肯把她空供在那里。在一时，这是不幸，在她的一生，却成了幸运。

     （图为张的故居）

六

据徐志摩的侄子徐炎说，张幼仪一直是希望能够复婚的。张幼仪总是把徐志摩的油画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将关于他的信息放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虽然能干的张幼仪内心明白，只要她愿意，在很多方面她都可以做得比男人还好，可是一个骨子里传统的女人，还是会把她的第一个男人当作终生。

至于徐志摩，脱离了夫妻关系以后，用朋友的眼光来看张幼仪，也另有体会了，“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可是，尊重依旧代替不了爱，1925年，他们三岁的儿子彼得早逝，张幼仪让徐陪她喝咖啡，看歌剧《茶花女》，看肖伯纳的《Joan  Dare》，在最心痛的时刻，她仍然希望志摩陪在她身边。可是，徐志摩却在给小曼的信里大发牢骚，“再隔一个星期到柏林，又得对付张幼仪，我口虽硬，心头可是不免发腻。小曼，你懂是不是？这一来，柏林又变成了无趣的难关。”

柏拉图曾经说过:个体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的，不是他自己的另一半，而是与他的灵魂结合在一起的真理。张幼仪显然不是徐志摩的真理，林徽因以及后来的陆小曼才是他追求的真理，张幼仪几乎不幸的站在了真理的对立面。这是她无法摆脱的悲哀和不幸。

张幼仪1949年去了香港，认识了租她房屋的苏记之，一个专门治花柳病的医生。这位医生性情温和，谈吐风雅，不料老婆弃他而去，他独自抚养四个孩。相似的命运让房东与访客惺惺相惜，加上宛如一家人的住在一起，难免日久生情。1953年，苏记之向张幼仪求婚了。

张幼仪先后给自己的二哥张君励、四哥张公权、儿子阿欢写了信。二哥当年规定妹妹离婚后5年内不许再嫁，三十多年是多少个五年啊！于是回了电报，只有一个字“好”。可是回到家里又反悔了，跑回去又拍了个电报，变成两个字“不好”。四哥张公权当年为妹妹做媒失败，自己队对原配也不满意，对自己很干脆，离婚娶了个知识女性，对妹妹却另有要求不许她再嫁。现在面对孤苦了大半辈子的妹妹的来信，他未置可否，说“让我考虑考虑”。只有儿子阿欢的信让张幼仪泪流满面，放心一颗心。信写得通情达理，情真意切，“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53年8月，张幼仪和苏记之在日本东京一家大酒店举行了婚礼，53岁的张幼仪漂泊到此，终于找到了一个停靠的港湾。两位历经沧桑的“好”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和美平静的生活了20年，苏记之因为肠癌先走一步。

张幼仪来到美国，希望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不料遭到儿媳拒绝“你姓苏，我们姓徐，不能住在一个屋檐下。”面对亲情的疏离，70多岁的老人依然沿袭着她一贯的坚强和隐忍，在儿子附近住下来，开始她规律的生活：每天7：30起床，做完操吃早餐，一碗麦片粥，一个白煮蛋。平时看看报，走走亲戚，上上老年课程，德文班、有氧操、编织班之类的。每周还搓一次麻将，允许自己有200美金的输赢。还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

在徐志摩的各版本传记里，张幼仪只有薄薄的几页，在徐志摩活色生香的感情生活里，她是惨淡、单调的一笔，没有人过多的关注。她自己也沉默着，从不向别人披露那些陈年往事。直到八十年代，她九弟张禹九的孙女张邦梅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无意发现，她的姑奶奶竟然是大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夫人。这才有了1983年到1988年五年间，两代人陆陆续续的谈心，才有了《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才让我们对张幼仪有了多一些的了解。

张幼仪没有能够看到这本记录了她一生悲欢的书，面对孙辈的逼问，她在临终前终于梳理清楚自己对徐志摩的感情，“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跟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徐志摩地下有知吗？在他眼里刻板无趣的女人，有着她独特的爱的方式。林黛玉有爱，薛宝钗也有，只是，宝哥哥独爱林妹妹！

（图为南京路上的女子商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