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研究生无业父亲愤而服毒”这本“教材”

惠铭生

河北人苗卫芳2008年考取河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苗卫芳没能找到一份理想的“铁饭碗”工作，最终回到村里种地。苗卫芳回乡后，其父苗风山感觉压力巨大，选择了服毒自杀。一些村民以苗卫芳为“反面教材”教育孩子：“看他，这么多年学都白上了，以后不要跟他学。”（ 10月17日《河北青年报》）

犹记得这样一则故事：一次，美联社的记者去采访杜鲁门总统的母亲：“您的儿子一个做了总统，另一个却在种土豆，您是怎么想的？”夫人说：“我有总统这样的儿子，十分自豪；不过，我的另一个儿子，他同样让我骄傲。”

美国总统的弟弟种地令其母骄傲；我国的研究生种地，父亲却愤而服毒，其折射的，首先是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异同。在杜鲁门总统母亲眼里：儿子只要诚实守法，凭借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就很令人骄傲的、。但在一些中国人的父辈中，孩子读书，尤其是读到研究生、博士生，就是要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否则，就是丢人现眼，让长辈颜面尽失。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北大一硕士月薪八千还惨遭父亲奚落、嘲骂，称他应做市长、省长……

这就是当今一些父母所秉持的荣耻观：孩子学历越高，越要挣大钱、当大官。否则，就是儿女人生的败笔，家庭的耻辱。研究生无业回家种地，父亲愤而服毒，足见读书已被社会严重功利化、工具化。

当然，“农民研究生”苗卫芳的言行也难让人恭维。他找工作，一心想寻找“铁饭碗”——是当公务员；报考公办学校被淘汰，他抱怨招录“不公平”；到民办学校，他怨校领导总是骂人，没适合写作环境；到基层中学教书，他又锱铢必较，纠结于学校每月支付与自己要求300元差价而夭折……可见，他就业无着，除了自身性格障碍外，也与他找工作挑肥拣瘦，好高骛远有关。像他这样的“金子”，即便搁在公务员队伍里，未必就能发光。

审视父亲愤而服毒这起事件，其父子俩的个人因素固然起到“催生剂”作用，但一些社会因素则是一种“发酵剂”，即读书成本太高；农村社保过于薄弱。对此，服毒者苗风山坦诚：自己寻短见，一方面是因为疾病缠身，无钱医治，更是因为儿子苗卫芳。

看看苗卫芳家徒四壁的家境，的确让人唏嘘。其父苗风山67岁，前几年腰椎脱落做手术后留下后遗症，丧失劳动能力。其母有糖尿病，每天打三针胰岛素……像这样的家庭供养一个研究生，家庭负担可想而知。毕业后的苗卫芳，理应成为支撑家庭生活的“顶梁柱”，现实却是：村子有史以来的第一名研究生——苗卫东，苦读三年毕业后，因为就业无着重回到原点，到村里种地。家境的贫困，希望的破灭，四邻的闲言碎语，终把父亲逼上短见之路。

假如苗风山的家境好，回家务农又何妨？甚至可将供养儿子当作家当做一种雅情；假如农村社保健全，泽惠每一个农民，即便儿子无能，也不至于对人生彻底绝望；假如上学成本低，学费也不会成为压垮生命的最后一个稻草；假如苗卫东上学不是读死书，而是养成健全人格，锤炼适应社会的能力与良好心理素质，又何惧毕业后碌碌无为。可惜，这都是假设！

可见，儿子找不到工作回家种地，只是父亲愤而服毒的引子。解读这本“反面教材”，实际折射出传统观念、高等教育、社会公平与农村养老等诸多弊端，这些“混合因素”才是“逼死”父亲的罪魁祸首。显然，拯救这位服毒的父亲，即便儿子有一份“铁饭碗”，也未必就是妙手回春的良药。而让每一个人有生的希望与坚强，个体的能力与自强、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或才是根本。对此，我们不能只是责怨服毒父亲心理的脆弱与儿子苗卫芳的无能。